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天下”体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就是皇帝肯定是爱国的。这是因为中国人习惯上认为人都是爱自己的家产的，“家天下”的政权是皇帝的家产，所以皇帝爱国也似乎理所当然。大约皇帝也自认为天下是自家的，所以有时候就为所欲为，最终变成了一个不爱国的皇帝。比如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南唐的李后主李煜，都是爱诗文美女超过了爱国，最后亡了国。当然，更高尚一点的是顺治皇帝，据说因为对美女董小宛爱的不可开交，以至董死后思念不置最后出家了，这个算是爱美人不爱江山，国还是爱的。最有一类让人不齿的，就是连偏安都难如愿的时候，还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最后弄的“破国河山在，皇位易他人”。谁呢？——南明的弘光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南明的存在像一颗璀璨的流星，绚丽而短暂，着实让人可惜，以它的实力有很大可能成为像南宋那样名垂青史的霸王朝代，可无奈的是南明的皇帝实在是太奇葩了，让这个本该独霸一方的政权只勉勉强强支撑了38年，就轰然崩塌了！在南明众多不靠谱的皇帝中以弘光皇帝最为出名。
朱由崧是明神宗的第三个儿子朱常洵的儿子[注1]，朱常洵和明光宗朱常洛（常洛是老大，所以当皇帝了）是兄弟。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和朱由检都当了皇帝，朱由检的年号叫崇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崇祯皇帝。所以算起来，朱由崧和朱由校还是堂兄弟。
朱由崧的老爹朱常洵在万历二十九年十月被封为福王，朱常洵的母亲就是万历、天启时期大名鼎鼎的郑贵妃。郑贵妃深得神宗的宠幸，神宗皇帝迟迟不愿立太子，一大帮臣子就怀疑他想把皇位传给朱常洵，于是就上疏要神宗早点立太子，弄得神宗老大的不高兴。朱常洵虽然没有被立为太子，但封王之后得到的赏赐却是诸王中最优的。福王的王府在河南洛阳，但福王却一直呆在北京城，这又让不少大臣心里很不安，生怕有一天神宗一不高兴就把太子换成了福王，于是大臣们又上疏要福王“之藩”（到受封的地方去），直到万历四十二年神宗才把福王送到了洛阳。因为这件事，一些大臣对郑贵妃难免有戒心，最终在神宗在世及去世后酿成“妖书”、“梃击”和“移宫”案。而这三个案子，均牵涉到东林党。
由于深得神宗厚爱，朱常洵到洛阳后，也是极尽搜括享乐之能事。到崇祯时，因为是皇叔，依然得到崇祯皇帝的礼遇。史书上说：“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明史》本传）可见常洵的志趣爱好并不在政治哲学上。那时候，李自成已经在陕西闹事，福王的财富自然也很让李自成动心。而福王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对这些日益逼近的危险并没有感觉，也丝毫不放在心上，照旧地花天酒地。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兵下河南，抓住了福王。据记载：“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以食之，号福禄酒。”（《流寇志》卷五）朱常洵就这样变成了肉块被李自成等人吃掉了。
朱常洵死后，崇祯十六年七月，朱由崧服完他爹的丧事之后就继承了他爹的王位。次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而死。随后清兵赶走了李自成，占了北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亲仇往往比国恨更能激发人的报复心理，所以杀皇上的罪过远远大于占首都，加上清廷又善于伪装，把本来想夺大明天下的企图伪装成为崇祯复仇而杀贼，弄得当时南方的大明臣民们感激涕零。当是时，明朝的陪都南京还在明臣的控制之下，“家天下”的政体，一日无君就像一家子没有家长一样没了主心骨，所以当南京的诸臣知道崇祯已经成了“先皇”之后，再找个皇位继承人就成了当务之急。而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以及两个世系较远的宗藩周王和恒王都逃难逃到了淮安（滕一飞《淮城纪事》。恒王未详所指，或应为崇王之误；或疑作衡王），其他的藩王都不在近地。潞王朱常淓的父亲朱翊鏐和神宗皇帝是兄弟，朱常淓与朱常洵是堂兄弟。所以按血缘远近来说，皇上只能在福王、潞王中间选一位。而朱由崧是神宗的亲孙子，在继承序列上血缘更近一些。
政治投机是中国人最擅长的本事之一，它和商人的囤积居奇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中国，从政和经商的原理是相通的。况且皇上宝货的贵重又不可限量，选谁当皇上就等于给自己的投机带来市场价值，并且稳赚不赔。因为如此，当时的明臣为了选皇上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等人为代表，主张选潞王当皇上；另一派以淮抚路振飞等人为代表，则主张立福王为皇上。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徘徊于这两种意见之间，因为小福王朱由崧牵涉到老福王朱常洵，老福王又牵涉到郑贵妃，郑贵妃与东林党势同水火，而史可法又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弟子。此外，小福王朱由崧和他爹一样，荒淫无比，当时大臣议其有七不可立，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弘光实录钞》卷一[注2]）。但按照血缘关系，立福王比立潞王更合乎皇位继承制。两种主张相持不下。那时候，史可法备兵浦口，就与凤督马士英商量立皇上的事情，商量的结果，则是弃福王、潞王皆不立，而是迎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常瀛（桂王封地在湖南衡阳，崇祯十六年八月张献忠破衡州，桂王逃到广西，居梧州）。因为朱常瀛是神宗第七子，比朱由崧高一辈，在伦序以及人品上均比朱由崧还适合当皇帝。马士英想居功，就约诸臣往江浦商议此事，但大臣们多数都没去，只有科臣李沾、台臣郭维经两人前往。两人带着马士英的消息回到南京，就对外声称凤督已经定下迎立桂王了。第二天，史可法也给南京的大臣们写信，告诉为什么立桂王而不立福王和惠王（惠王朱常润，封地荆州，当时也已经同桂王、吉王一道逃到了广西永州）。这个解释获得了南京两派人物的认可，于是就准备派人去迎接桂王。
事情的变化往往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马士英回到凤阳后，才得知守备凤阳的太监卢九德已经和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结成了同盟，准备拥立福王登基了。卢九德早年曾在老福王朱常洵身边服过役，想来与小福王也是关系匪浅。马士英心知少了军队的支持，桂王登基这事儿肯定很难办，所以马上就改变了立场，积极拥戴福王登基，不再提迎立桂王的事情。而史可法还蒙在鼓里，傻乎乎守着和马士英商量的结果，给马士英写信告诉他福王有七不可立[注3]。在那个时代，一个臣下敢议论皇上说圣德有亏，自己掉脑袋还是轻的，弄不好还会株连九族。所以马士英得到史可法的信，也是大喜非常，等于是抓住了史可法的一大把柄。史可法后来屡屡受制于马士英，这封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既然已经决定拥戴福王了，马士英自然不再怠慢，马上就派贵州同乡杨文骢前往淮上迎接福王，并将他送到仪真（《弘光实录钞》卷一），还给南京的大臣写信说自己已经奉福王为三军之主了（《过江七事》）。南京的臣子们见此情形，知道已经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于是在祭告太庙后，派人往仪真迎接福王（《明季甲乙汇编》卷一）。崇祯十七年四月三十日（1644年6月4日），福王到达南京（《南渡录》卷一）。马士英以南京的臣子中还有不赞同福王继位的人为借口，派兵五万驻扎江边，名为保护福王，实则军事胁迫其他大臣不要再有异议（《过江七事》）。
五月初一日，福王拜謁了明太祖的陵墓孝陵和懿文太子陵，谒奉先殿，出驻行宫。大臣们则开会讨论福王究竟是马上登极还是先监国后登极，最后一致认为：福王谦让一下先监国（监国是中国古代的一项政治制度，通常指皇帝出外则由太子监国代行皇帝之事），更彰显出王的志向在复国耻而不是急着登皇位。五月初二日，群臣上笺请福王登帝位，凡三上，皆不允，只允监国（《南渡录》卷一、《过江七事》）。可见中国的古人玩政治，早已玩成了一种仪式，玩的人心知肚明，只是看的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已。
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随后大赦天下，给崇祯皇帝发丧。五月初五日，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为吏部尚书；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改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任凤阳总督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总督凤阳。马士英对福王的拥戴，就这样立竿见影地获得了回报。
五月初七日，升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尚书，在籍礼部尚书王铎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均入阁办事。几天后姜曰广辞掉了阁衔，改为礼部左侍郎，入阁办事。
此后是一系列的人事安排，这是新主上位必须有的过程。
那时候，马士英还在凤阳，并未入阁办事。五月初九日，马士英自请入朝，不等朝廷答复，就自行前往南京。初十日，马士英就上言请监国（福王）正式登基。史可法心知马士英意在掌管朝廷内政，所以在五月十二日自请督师于江北，同时建议于淮安、扬州、滁州、凤阳、泗州、庐州、六安处设立四镇，以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分领之，而设督师于扬州居中调度。五月十五日，监国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五月十六日，马士英入阁办事。十八日，史可法辞朝前往扬州（《国榷》卷一〇一）。当史可法辞朝时，苏州吴县廪膳生卢渭率太学诸生上疏抗议，请留史可法，疏内即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等语（《青磷屑》上卷）。可见弘光一朝的朝政，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定了调。
其实，弘光皇帝刚即位时，也有当明君的想法。史籍中说：“时屡召对，先后无虚日，或一日再召，上亦有意为明王。”（《明季甲乙汇略》卷一）可见弘光帝于政事还是相当勤勉的。可惜这种情形并未维持多久，等到马士英入阁办事并成为首辅，招权纳贿，党同伐异，又把皇帝奉承得舒舒服服，弘光皇帝的老毛病就又犯了。
马士英之所以有恃无恐，除了他拥戴福王有功外，还在于他握有史可法等人拥立福王时有“异议”的把柄。《弘光实录钞》的作者说自己曾向刘宗周建议，让史可法向皇上解释清楚这件事，史可法没有听从。其实，史可法即便去解释，也未必多大的效果，况且马士英与四镇以及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等实力或实权人物都交情匪浅，这些人对文臣一直抱有成见。此外，新主刚立，大臣就互相攻讦，也非善策。所以史可法采取回避的策略，也未必无可取之处。但史可法的退让，的确也给了马士英打击异己更大的勇气。
五月二十日丁未，马士英疏陈开国大计，主要内容有四点（《南渡录》卷一，《国榷》卷一系于十九日丙午）：
一、洛阳残破后，闻圣母尚寓郭家寨，当急图迎养。
一、皇考遇难后，匆匆藁葬，宜迁梓宫，护送南来，择吉壤安厝。
一、宜敕礼部择吉慎选淑女，以继中宫。
一、诸藩流离，恐奸宄生心，或为所挟，不利社稷。凡侨寓者，宜俱差官迎置近地，俟中原恢复，各还原封。
不能不说马士英拍马逢迎的水平是超一流的。这篇开国大计所涉及的四个问题都与皇帝有关，充满了为皇上着想的意味。第一条涉及皇帝的母亲，第二条涉及皇帝的父亲，这两条都是展现孝道的，其实是回应当初反对福王继位“七不”中“不孝”之说的。第四条明面上是安置宗藩，实际上是替皇帝担心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五月二十二日，当初差点得到皇位的潞王就被安置于杭州。家天下的政体下，皇上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马士英显然谙熟这一点，所以从皇帝的切身利益着手。这样的开国大计，与其说是一篇治国的方略，不如说是一篇献媚的宣言。
需要注意的是第三条。《明季甲乙汇略》卷一把此条写的更明白：“皇子未生，即敕慎选淑女。”什么意思？就是皇上还没有儿子，所以要选一些淑女到宫里，以备生育皇子。要知道，不立福王之“七不”中有一条就是“淫”。马士英此条大计，看起来是为皇位的继承人着想，但其实是投皇上之好。
那时候，桐城人阮大铖一直谋求复出。阮大铖因依附魏忠贤，在崇祯时被列入逆案，削籍后即居住在南京。南都臣子们在商议皇上人选时，阮大铖就给马士英写信，让马士英想办法让皇上人选出自自己的主张，这样便有定策之功，将来好办事。而阮大铖和马士英的关系也很深厚。阮大铖是马士英的房师，两人本有座主——门生之谊。崇祯年间，马士英任宣大巡抚，因盗用军饷被削职，也寓居南京。阮大铖颇有文才，擅写戏曲，其名作有《春灯谜》、《燕子笺》等剧，又养了一大批艺人在家，教以歌舞。也因为如此，阮大铖时不时送给马士英一些女伎，马士英自然愈发高兴（《荷牐丛谈》卷四）。宜兴人周延儒再起为相时，马士英和阮大铖合起来送给周延儒万金（《东林始末》说马士英因得阮大铖营救才被起用，可推想送给周延儒的钱应该主要是阮大铖出的）[注4]，周延儒入京后不久即推举了两人，但阮大铖因系逆案成员未起用，而马士英则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凤阳军务（《崇祯实录》卷一五）。有这样一层关系，马士英自然也是希望阮大铖能够出山。
与阮大铖称得上铁哥们的还有一个人是诚意伯刘孔昭，此人乃是诚意伯刘基的后代，但远不如他老祖宗那样精于谋略。刘孔昭在福王继位一事上也听取了阮大铖的建议，积极拥戴，所以当新朝组阁时，刘孔昭就试图入阁，被史可法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阻止。而在推举废罢诸臣重新起用时，刘孔昭就推举了阮大铖，也被史可法以“此先帝钦定逆案，毋庸再言”阻止了。福王即位后，吏部尚书张慎言在选任官员上也颇能坚持原则，刘孔昭心知要起用阮大铖，非得先干掉张慎言不可，于是就联络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要逐去张慎言。五月二十三日早朝毕，三人就面奏说张慎言排挤武臣，专用文臣，所起用的人都是私交之人，是个奸臣。刘孔昭甚至还拿出了一把小刀，一边骂一边追着张慎言，必欲手刃之而后已，被大太监韩赞周喝止（《明季甲乙汇略》卷一。《国榷》卷一〇一系于二十四日辛亥）。这天退朝后，张慎言以及阁臣姜曰广就引疾乞休。那时候弘光皇帝的脑子还清醒，没有批准他们的请求。
六月初四日（1644年7月7日），大学士高弘图出外督收漕粮。第二天，马士英趁高弘图在外未归的空档，马上上疏荐阮大铖出任兵部右侍郎，然后自己票拟旨意，令阮大铖冠带陛见。六月初八日，阮大铖陛见。由于陛见的命令由内廷直接发出，并未经廷臣的会议，受到高弘图的抵制，马士英这次的图谋又未成功（《国榷》卷一〇一、《过江七事·持逆案》。《南渡录》卷一系票旨于六月初六日）。六月初九日，高弘图上疏请罢，不允。随后姜曰广也乞休，亦不允（《南渡录》卷一）。
张慎言决意求去，六月初十日，弘光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阮大铖出山的第一道障碍，终于被清除（《南渡录》卷一。《弘光实录钞》系于六月二十三日己卯）。
权力争斗，往往都牵涉多方。马士英以劝进入阁，也让正在湖广同张献忠作战的总兵左良玉心生不满。五月二十六日，负责为左良玉军队筹集粮饷的巡按御史黄澍自汉口出发，进京筹饷。黄澍到南京后，六月十九日，受到弘光皇帝的召见。朝廷之上，黄澍直斥马士英奸贪不法，随后又上马士英十可斩之疏（《弘光实录钞》卷一），让弘光皇帝听了也面红耳赤。当天深夜，弘光对大太监韩赞周说：“马阁老宜自退避。”马士英知道皇上也对自己有看法，就声称自己有病，把原本在内阁值日房内的东西都搬了出去，但却把金币送给了福王原来的宦官田成和张执中。这两个人得了钱后，就向皇上替马士英求情说：
皇上非马公不得立，若逐马公，天下将议皇上背恩矣。且马公在阁，诸事不烦，皇上可以优闲自在。马公一去，谁复有念皇上者？
弘光听了这话，也就默不作声。田成见状，马上又催促马士英赶快入直了（《明季甲乙汇略》卷二）。
这个小插曲中，太监的话其实已经预示了弘光一朝政治的发展方向：除了太监与朝臣相互勾结外，“马公在阁，诸事不烦，皇上可以优闲自在”也道明了弘光后来不理朝政、沉溺酒色的直接原因。
中国人喜玩权谋，称之为有智慧，其实就是利用规则的漏洞谋取私人利益。如果规则没有漏洞，也往往自己创造一个漏洞加以利用。只要权力在手，甚至规则都可以废掉。马士英有着皇上的靠山，在武臣和太监间也有广泛的人脉，加上自己又肯在弄权弄钱上化心思，本来应该可以为所欲为的，只是因为内阁中有高弘图、姜曰广等人的阻挠，所以并不那么事事如意。怎么办？马士英当然有他的对策——造“顺案”、翻“逆案”。
所谓“顺案”，其实是为了和“逆案”对应而造出的说法，指的审查在北京城陷落后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从逆”）的朝官。李自成被清兵赶出北京后，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又逃回了南方。福王监国时，吏部尚书张慎言疏陈中兴十议，就建议对这些人从宽处理（《南渡录》卷一）。也因为如此，一些逃回的人又开始谋求职位。而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就是东林党人。马士英荐举阮大铖，抵制者拿“逆案”说事，所以马士英就开始动这部分人的脑筋。
由于阮大铖牵涉到崇祯时所定的逆案，六月十一日，弘光皇帝令缮写《钦定逆案》进览。次日，弘光皇帝命令从北京南还各官都回原籍候议（《南渡录》卷一）。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吕大器上疏弹劾马士英和阮大铖，称他们“贪鄙憸邪，一时附和者皆狡猾卑污之类”。其时东平伯刘泽清入朝，上疏攻击东林党，并纠吕大器等人在皇帝继位问题上持异议，乃是心怀异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一六）。六月二十一日，吕大器致仕（《南渡录》卷一。《弘光实录钞》系于六月十七日癸酉）。
六月十六日，马士英请申大逆之诛，开始拿这些人开刀。在这次上疏中，马士英点了光时亨、龚鼎孳、陈名夏、项煜、周镳、周钟等人的名字，而其中的光时亨、陈名夏都出自姜曰广的门下（《南渡录》卷一。《国榷》卷一〇二系于六月十一日）。所以马士英此举实乃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标是针对姜曰广。
到六月十七日，大理寺寺丞詹兆恒写进《钦定逆案》。与此同时，马士英也给皇帝送进了《三朝要典》（《南渡录》卷一）。《三朝要典》是天启年间魏忠贤为迫害东林党人而编辑的一部书籍。马士英重新送进此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顺案”给“逆案”翻案。
七月初八日，命刑部定从逆诸臣罪，以六等定罪（《国榷》卷一〇二。《南渡录》卷二系于七月初九日）。七月十八日，革从逆诸臣职，命法司察证据确凿者解京正罪（《南渡录》卷二）。
这期间，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刘宗周。刘宗周在崇祯时任左都御史，因上疏直言被革职。福王监国后，于五月初十日命起复原官。五月十七日，刘宗周收到诏书，随即上疏请辞，未获允准。六月初八日，刘宗周自家出发，一边赴任一边上疏辞召。先后上有四疏，均以“草莽孤臣”署称。其中《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高杰、刘泽清，称他们国难当头的时候不去杀贼，却以安顿家属为由逃回江南，按律当斩。七月四日，刘宗周又上疏，矛头就指向了马士英，说他借定策之功拉帮结派。这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书生，还没到任，就把朝廷的两个重要武臣和内阁重臣得罪了。三人甚是光火，以至高杰和刘孔昭还派人在半路上刺杀刘宗周。所幸刺客人性未泯，看见刘宗周主仆3人寓居一个破庙里，穿着旧衣裳，囊空如洗，还一心牵挂国家大事，不免心生感动，就放过了刘宗周。
七月十七日，刘宗周到了南京。二十一日，他又上了一疏，纠参马士英和刘泽清。
列举这几件事情，只是想说明：到崇祯十七年七月，以高弘图、姜曰广、刘宗周等人为一方，以马士英、刘孔昭、高杰、刘泽清等人为一方，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公开化的程度。“家天下”体制下的人们玩政治，争意气不争是非，其实和村野小民吵架差不多，没多少人去从政治治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上去考虑问题的，有的只是你得罪我了，我非得干掉你不可。马士英等人当然不肯束手就擒，于是进行了凌厉的反击。
中国古代的政治环境中，整人的手法多种多样，但要杀人于无形，有两样武器可谓天下无敌：第一样武器是皇帝的权威，第二样是道德。马士英们于这两样都运用的很纯熟。他们物色了南昌建安王府宗生朱统（釒類）上疏攻讦姜曰广，说姜曰广不仅在迎立福王一事上有异志，而且个人品行上也非常不堪（《明季南略》卷四）。这篇疏文的起草者正是谋求复出尚未如愿的阮大铖（《国榷》卷一〇二，七月辛亥）。阁臣高弘图看到这篇上疏后，票拟“究治”，结果弘光皇帝大怒，说统（釒類）和是我一家，为何拟旨要严惩？还批评高弘图曾建议召回史可法等事。户科给事中熊汝霖上疏为姜曰广辨诬，批评朝廷乌烟瘴气，结果马士英拟旨说：“这指朕为何如主！姑罚俸三月。”马士英票拟的核心精神，就是皇上是议论不得的，无论是明批还是暗说，都是要受到处罚的。这种一招制敌的手段，威力之大，无与伦比，所以这之后，高弘图、姜曰广就时常称病不出，内阁的大权基本由马士英独揽了（《明季甲乙汇编》卷二、《国榷》卷一〇二）。
对付刘宗周，搬出皇帝这个杀手锏照样屡试不爽。先是刘良佐、刘泽清各自上疏参劾刘宗周劝皇上亲征意在将皇上骗出京城而另立新皇，而后高杰等也公疏参劾刘宗周上疏时自称“草莽孤臣”，等于否认新朝正统。所幸当时高弘图、姜曰广还在阁办事，居中斡旋，弘光未予深究。虽然如此，刘宗周想面见弘皇帝的愿望，还是在马士英等人的阻挠下未能实现。
这之后，两方你来我往的争斗依然持续，到了八月三十日，因安远侯柳祚昌的推荐，内廷不经朝廷公议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右侍郎。九月初三日，刘宗周再上疏抨击阮大铖，谓“大铖进退，关江左安危”，受到皇帝的严厉批评。九月初八日，姜曰广乞休，允之。次日，刘宗周乞休，允之。十月初五日，高弘图第四次上疏乞休，获得批准（南渡录）卷二、《明季甲乙汇编》卷二）。就这样，弘光朝廷初期的权力斗争，以马士英一派完胜而结束。
这当中当然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因为叙述起来太过于繁琐，在此都省略了。
弘光皇帝朱由崧又在干什么呢？家天下体制下，能够抑制相权或平衡朝廷党争的人非皇帝莫属，但皇帝要是没有明辨是非的本领，被下面的臣子们忽悠得晕头转向也是常有的事情。朱由崧原本就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物，要不是时势使然，他或许还呆在洛阳的王府里花天酒地。他之当上皇帝，纯属意外之喜。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皇帝的权力高于一切，所以朱由崧当了皇帝后，这个权力正好给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个“理想”就是：渔幼女、饮烧酒、杂伶宦演戏。
前文说到马士英的“开国大计”中有一条是选淑女，打的旗号是继中宫，也就是立皇后。立皇后是为了早点生皇子，以解决皇权的接班人问题。朱由崧早年娶妃黄氏，早逝。后为王位继承人（世子）时又娶了李氏，结果李自成攻破福王府后也死了。他继承福王王位后，封童氏为妃，生有一子，但孩子不久就死了。南逃的时候，朱由崧连他老娘也没顾得上，哪里还会去关心这些妃子们，于是各自逃难去了。马士英的上疏，自然正中朱由崧下怀，只是当时刚刚继位，怎么着也要作出一点表率的样子，所以并未大张旗鼓地去选淑女。七月二十七日，高弘图上疏请建中宫，得到许可。由于当时皇太后正在赴京的路上，所以朱由崧令等太后到京以后再举行婚礼（《南渡录》卷二、《国榷》卷一〇二）。
皇上要大婚，但皇后娘娘还没着落，选淑女就成了朝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于是宫内的太监就被派了出去，四处查访有女儿未嫁的人家，只要查到，不问年龄大小，一概抬走，说是年龄大的选侍宫帏，小的就教习戏曲（《明季甲乙汇略》卷二）。后被科臣陈子龙、御史朱国昌奏报，才有所收敛。八月十三日，皇太后到达南京（《明季甲乙汇略》卷二。《南渡录》系于八月十六日，《国榷》卷一〇二系于八月十二日）。八月二十四日，皇太后谕礼部为皇帝遴选中宫（《南渡录》卷二。《国榷》卷一〇二系于八月二十五日，《明季甲乙汇略》卷二系于八月二十六日）。这之后，选淑女的事情就由皇太后亲自来把关了。
到了九月初九日，第一批选出来的淑女黄氏、郭氏、戴氏被送进内宫，但显然并不让太后和皇上满意，所以又命再选。九月二十五日，太监韩赞周再进淑女六人。
选淑女既然是一件政治大事，奉旨行事就有了通行无碍的效力，扰民就成为必然。百姓并不都把选为淑女当作荣耀的事，所以闻命伊始，就急急忙忙找人把女儿嫁了，拉郎配的事情也就层出不穷。也因为如此，选来的淑女也就未必那么尽如人意了。到了十月初八日，太监韩赞周上奏说淑女都已经到齐。但十月十二日，韩赞周又请于杭州选淑女，可见先前选来的淑女是多么让皇上不中意。十四日，朱由崧谕礼部侍郎管绍宁说：“京城淑女，著博访细选。”又谕内官田成、李国辅分路速选淑女。十七日，再谕韩赞周挨门严访淑女；富室官家隐匿者，邻人连坐（均见《明季南略》卷六）。《圣安本纪上》对此的记载比较传神，录如次：
十月丙寅，命于杭州选淑女。旨下，有校尉人役突入民家搜索，女子有投水自尽者，巡视京城御史朱国昌等以闻。及选入，又不称旨。上怒，命各城推户举首，隐匿者罪及地方邻右，各官重处。而或言天下美女及妆饰精妙，无过苏、杭，于是访求之使四出矣。
多选淑女正是皇帝本人的意愿，可见引起社会骚乱的，有时候和圣旨的威力无边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虽然三令五申，选淑女这事儿进展得并不顺利。为什么？因为民间女孩儿早已嫁娶殆尽，而皇后显然又不能不是美女，当然更不能不是处女。到弘光元年（也就是顺治二年）二月二十三日（1645年3月20日），朱由崧再次下令要礼部广选淑女（《明季甲乙汇略》卷三）。史籍记载：
（弘光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命礼部广选淑女。一日，士英云：“选妃内臣田成有本来报，杭州选淑女程氏。”上见一人，大不乐。已而批旨云：“选婚大典，地方官漫不经心，且以丑恶充数，殊为有罪。责成抚按、道官于嘉兴府加意遴选，务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并治罪。”阮大铖曰：“定额三名不可少。”浙江巡抚张秉贞、内官田成得旨，出示嘉兴，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苏州闻之亦然，错配不可胜纪，民间编为笑歌。所选程氏，寄养母家，每日廪给三两，仰仁和、钱塘两县各为护卫；皂快五名，在程门伺候。田成复至嘉兴，从者百人，坐察院恣甚。凡选二十余日，选中两名：一王氏、一李氏，俱小姓女。共程氏淑女三人。乃还南京。（《明季南略》卷六）
那时候，朱由崧原来的妃子童氏并没有死。河南巡按陈潜夫知道后，报告给了朱由崧，但朱由崧不予理睬。童氏于是自己跑到寿州。寿州为广昌伯刘良佐驻地，刘良佐就让自己的老婆前去拜见童氏，见童氏述说旧事甚悉，遂以为真。刘良佐原本就惧内，自然信之不疑。童氏在寿州呆了十余日，刘良佐为此奏告朱由崧，并奉旨将童氏解往南京。弘光元年三月初一日，童氏到达南京，经过问话，随即被关进锦衣卫的大牢里。童氏受刑不过，就说她本是周王妃，因听说周王做了皇帝，特来相认。这件事情被抄发邸报，刘良佐见到邸报后，再上疏要求认真审核童氏真伪。朱由崧下旨，直说“童氏不知何处妖妇，冒认朕结发”，随后童氏就在狱中被弄死了。［注5］
朱由崧不认童氏也是可以预料的。朱由崧原本对幼女就有特殊的癖好，况且当时他正在广选苏杭的美女，而童氏已经36岁，还生过孩子，哪里有抗衡的优势？所以找个理由把她弄死，也是万事大吉的事情。至于说童氏是周王的妃子，或者说童氏是清廷派来的“女间”（行反间的女间谍），都不过是掩盖事实、回护朱由崧的说法。就与同时发生的太子案一样，问审的结果也认为太子是假冒的，是清廷派来离间南方君臣关系的间谍。只是太子比童氏幸运一些，仅仅被关进大牢，还没来得及弄死，弘光朝就完蛋了。
选淑女尘埃落定时已经是四月初九日了。这一天，礼部尚书钱谦益奏淑女的普选已经结束，皇上令十五日送进元辉殿。十一日，在贡院最终选定了三人：京选七十人中选阮姓一人，浙选五十人（也有作五人）中选得王姓一人，周书办献女一人（《明季南略》卷六）。阮姓女子乃阮大铖侄女，可见奸佞当道，连皇后的遴选也会带入个人利益的考量。
折腾了将近一年的选淑女不知祸害了多少女子，但最后定下来作为皇后人选的三人，朱由崧却没有机会去享用了。那时候，王朝内部，宁南侯左良玉因对朝政不满，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往南京杀来；左良玉死后，其子左梦庚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领兵进攻。而北方的清兵早已攻进了南直隶，直逼南京城。四月二十一日，原来信誓旦旦忠于皇上的刘泽清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清兵随即渡淮，如入无人之境。次日，清兵攻破扬州新城，屠城。二十五日，攻破扬州旧城，史可法被俘不屈死（《明季甲乙汇略》卷三）。这种状况下，朱由崧也没办法再举行成婚大典了。
朱由崧另外两大嗜好就是饮酒和听戏。关于饮酒，史籍只有笼统的“上崇饮好内”（《明季甲乙汇略》卷二）之类的记载，按下不表。单说朱由崧喜爱听戏，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史籍中第一次出现朱由崧听戏的记载是崇祯十七年十月庚申高弘图致仕之日，云“时上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烧酒、杂伶宦演戏为乐”（《明季甲乙汇略》卷二，《国榷》卷一〇三文略）。这是一个回溯性的表述，可见其喜欢听戏还在此前。随着高弘图、姜曰广、刘宗周等人致仕，马士英大权独揽，快乐之门更是朝着朱由崧洞开。
朱由崧在宫里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因为过于放纵，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底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了。一般人生了场大病，多半会约束一下自己，但朱由崧则不然。十二月二十四日[注6]，他来到刚刚修建好的兴宁宫（兴宁宫是专门建造给皇上居住的宫殿），忽然闷闷不乐起来。大太监韩赞周说道：“新的宫殿刚建好，皇上应该高兴才是。”朱由崧说：“梨园殊少佳者。”（皇宫的戏班子里会唱戏的人太少了）据说那时候他让臣子们给兴宁宫拟对联，俱不称旨，随后看到大学士王铎所书一联，心中大喜，并对王铎奖赏有加。这一联题的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原本是明代苏州人朱存理（1444-1512）的作品，王铎不过是借来一用，没想到深得朕心。对联的意思是，啥事也没有喝酒重要，啥风景也不如享乐开心，用在朱由崧这里，也确实很贴切——可见“高级黑”其实并非后来人的专利。
转瞬到了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皇宫里过春节，想来更是热闹。正月十二日，朱由崧传令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史籍中载：
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抬出北安门。嗣后屡有之，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明季甲乙汇略》卷三）
朱由崧的三大爱好，在这一件事上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正月二十日，朱由崧又命内庶进宫演戏（《明季甲乙汇略》卷三）。这一次，史籍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想来也是君臣欢乐一堂的。
史籍中记载朱由崧最后两次听戏的事是在五月份了。而在四月的时候，大清兵已经攻下扬州，杀了史可法，正在向南京进逼。当是时，镇江的百姓闻清兵至，携家带口渡江避难，守将郑鸿逵发大炮击碎乘船，而后公告说打了一个大胜仗（《广阳杂记》卷一）。喜讯传到南京，臣子们照例要进表贺捷。五月初五日，百官进贺，“上以串戏忙，不视朝”（《明季甲乙汇略》卷三）。“串戏”和“听戏”虽仅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千差万别，最起码它表明：朱由崧不单喜欢听戏，还会自己上场子表演一番。
五月初九日，清兵渡过长江。镇守镇江的监军杨文骢与守将郑鸿逵弃镇江而逃，清兵顺利占领镇江。
初十日一大早，朱由崧命令把先前选来的淑女阮氏、王氏、周氏放回母家。午后，朱由崧唤集梨园子弟入大内演戏，“上与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杂坐酣飮”。当天夜里二鼓后，朱由崧带着一干人等骑马从通济门走出，文武官无一人知者（《明季甲乙汇略》卷三）。怎么样？天底下能有这样处乱不惊、照样听戏的皇上吗？
第二天，马士英逃离南京。五月十五日，清兵入南京，在京的臣子们集体投降（《国榷》卷一〇四）。十八日，刘良佐被擒，亦降清，自愿带兵捉拿弘光帝以赎罪。
朱由崧献逃到太平府，但守将刘孔昭闭城不纳。不得已，转投黄得功营。五月二十一日，刘良佐追至，黄得功出战，被刘良佐布兵射中咽喉，自杀身亡。随后刘良佐进入黄得功兵营，俘获了朱由崧。
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被刘良佐押回南京。史载：
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明季甲乙汇略》卷三）
这时候的朱由心中作何感想，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后来他及其他人等被囚禁在江宁，清军统帅豫王多铎让南京的旧臣去拜望，仅安远侯柳祚昌、侍郎何楷两人去了，“弘光嘻笑自如，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在尔”（《明季甲乙汇略》卷三），想来这时候，他也明白坑死他的人，正是早先让他快乐得无以复加的奸臣马士英了。
此后清兵转向浙江，潞王被俘。逃到浙江的马士英被手下的贵州兵抓住，缚送杭州，清帅令剥其皮，使群下分食其肉。
豫王以弘光所选的淑女配给了差点被弘光杀掉的太子。数月后，弘光、太子、潞王均随军带往北京。顺治四年四月，三人在北京被杀（《明季甲乙汇略》卷三、《国榷》卷一〇四）。朱由崧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朱由崧的一生大略如上。他登台的时候，大明的江山还有大半个，若善加经营，即便不能收复北方，划江而治还是可能的。只可惜他本非雄才大略之人，既无成竹在胸的治国方略，也无知人善任的用人之能，不过是因为皇上的宝座更便于自己游戏人生，才谋求登上皇位的。正直者被放逐，周围尽是佞壬之人，虽然朝廷里一派和谐的景象，但早已是危机四伏了，败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顾城先生于《南明史》中，对当时东林党人欲以“立贤”立潞王而非福王的主张颇不以为然，不知一个昏庸的皇上对政治治理乃至国家的伤害，远远大于派系的争斗，弘光朝仅仅存在一年的历史，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朱由崧也用他的一生告诉后人：皇上的权威若无正当的约束，正是祸国殃民的一大原因。
【注释】
[1]《明末五小史·福藩上》称朱常洵为神宗第二子，是从长大成人的角度来说的，神宗皇帝实际有8个儿子，第二子和第四子都只有1岁就死了，第八子在2岁死掉了。
[2]《弘光实录钞》，今人多据杨凤苞《南疆绎史跋》题为黄宗羲著。但开头“臣按”中云“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刘宗周为黄宗羲老师，无直呼其名之理，故此书非黄宗羲作显然。以文字推之，作者与刘宗周应为平辈之人，且与刘非常熟，未知何人，待考。
[3] 此从顾城先生《南明史》第二章的意见，取《过江七事》（旧题陈贞彗撰，顾城先生认为乃姜曰广所撰）之记载。史籍于福王登基过程的记载非常混乱。比较常见的说法是马士英原本就有拥立福王的想法，故意给史可法写信询问他的看法，史可法因此回信说福王有七不可立。此外，除《过江七事》外，史籍中未见有迎立桂王的记载。其中如李清《南渡录》卷一，亦未提及此事。李清是亲历者之一，本身也是拥护立福王的，其记载当亦可信。未详谁是，待考。
[4]《烈皇小识》卷七载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出，乃是花了6万两银子才成功的。此6万两银子来源于一些被贬斥官员的赞助，其中阮大铖分任一股一万金。《崇祯实录》卷一五所称的“周延儒再召，前太常寺少卿阮大铖等合馈之万金”，盖即指此。
［5］有关童氏的记载，明末清初史料也很混乱。《明季甲乙汇略》卷三载弘光元年三月丙申，童氏由越其杰（河南巡抚）初解至。《国榷》卷一〇四、《圣安本纪下》均云由陈潜夫送至京。黄道周《兴元纪略》亦载其事，则疑童氏为“女间”。此处之叙述，据《启祯记闻录》卷四刘良佐疏并参照李清《三垣笔记·弘光》（《南渡录》卷五文字略同）所载确定。《启祯记闻录》卷四载弘光元年三月邸报有广昌伯刘良佐揭（《国榷》卷一〇四系于三月二十三日丙午，文字简略），内云“爵奉旨解送入京”，可见系刘良佐奉旨送往南京的。由各种资料推断，具体护送的人应该就是陈潜夫，陈后来被处罚即与此有关。
[6]《明季南略》、《圣安本纪》等书系日于崇祯十七年除夕。此从《明季甲乙汇略》卷二、《国榷》卷一〇三。
从落难藩王到承袭帝位，再到被俘遇害——明安宗朱由崧
明安宗弘光帝朱由崧，是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之孙、福忠王（恭宗孝皇帝）朱常洵长子，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生于京师福藩王邸。
朱由崧之父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万历帝的第三子、也是最喜欢的爱子，万历帝当初就有舍弃皇长子朱常洛，改立朱常洵的想法（万历帝次子朱常溆早夭）。但明代中晚期以来，文官集团势力庞大、对抗皇权毫不退缩，为了维护儒家宗法制度的尊严、以及在事实上掌握“治统”的权力，文官集团以“祖宗家法、人伦道统”为借口，对万历帝的“废长立幼”举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反对。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洵出生时开始，文臣们和皇帝就“立储”之事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拉锯式斗争，双方因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朝廷首辅因此换了数任、被降职、革职、甚至挨了廷杖的文官不在少数，这就是晚明时期，著名的“国本之争”。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出面干预下后，再加上万历帝对于多年以来与群臣斗争始终不能获胜的厌烦和灰心心情影响下，文臣们的坚持终于得到回报：万历帝向臣子们妥协，不再坚持立皇三子朱常洵，而是正式下达册立皇太子的诏书，以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冬天，虚岁二十的朱常洛，终于在文官集团的拥护和力推下（其实也是维护文官集团自己的利益），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而和皇位擦肩而过的皇三子朱常洵，也在同时被册封为福王，以中原大城洛阳为藩国。历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终于以文臣的胜利而落下帷幕。但与此同时，福王一系也和文官集团产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将在四十多年后，给大明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结果。
朱常洵封藩后，万历帝以其年岁尚幼为借口，没有立即将他遣往封地洛阳，而是继续让他留居京师，待年岁稍长后，再行“之国”。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万历帝给刚刚满十八岁的朱常洵在京师举行大婚典礼，除了命户部支出白银三十万两用于福王大婚礼用度之外，万历帝还发私帑(就是皇帝自己的小金库）白银二十余万两给朱常洵，作为婚礼费用。在有明一代皇子（亲王）的婚礼中，福王所耗费的用度，是最高的一位（并且远远高过其他皇子亲王）。
而就在福王大婚的第二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福王的兄长、皇太子朱常洛诞育了自己的长子，取名为朱由校，这就是日后的明熹宗天启帝。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福王长子出生，取名为朱由崧（有史料记载朱由崧是福王嫡长子，但根据后来朱由崧始封爵位是德昌王、而不是福世子来看，他应该不是福王的嫡长子）。按照明代祖制，皇子封王、大婚后，都要立即前赴藩国就封，而不应呆在京师，以免威胁皇权。可福王自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受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大婚以来，迟迟没有前往藩国洛阳，还是继续住在京师的王邸内，这让本来就和他关系恶劣的文官们十分不满，因此多方催促万历帝，让福王早日就藩、“屏护皇室”。
万历帝对文官们天然就有一种厌恶、抵触、逆反感，文官们越是催促，万历帝越是不愿意照办，因此，福王封藩后，足足在京师居住了十三年，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已经二十九岁的福王再也没有任何借口继续留在京师了，万历帝这才依依不舍地将他安排前赴洛阳就藩，时年十岁的福王长子朱由崧，也随着父亲辞别皇祖、一同出京，前往洛阳封国。
在此之前的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阳历是1611年2月6日），朱由崧的伯父、皇太子朱常洛诞育了第五子，朱由崧又多了一个堂弟。不知道此时尚在京师的朱常洵、朱由崧父子，是否曾到皇太子宫中去探视、祝贺兄长（伯父）再获子嗣（按照朱常洛、朱常洵兄弟之间因为争夺储位的尴尬关系来推测，朱常洵应该不大可能会亲自去祝贺兄长得子，最多派內侍送些礼物，也就罢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被万历帝亲自赐名为朱由检，也就是日后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代（正统）皇帝——明思宗崇祯帝。
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就藩的福王父子在封国洛阳度过了富贵悠闲、无所事事、尊贵而乏味的二十多年。这期间，大明皇统数次更替，皇位从朱由崧的皇祖万历帝朱翊钧手中先后传给了伯父泰昌帝朱常洛、堂兄天启帝朱由校、堂弟崇祯帝朱由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驾崩后，新君泰昌帝朱常洛晋封皇侄朱由崧为德昌王（这证明了朱由崧不是朱常洵嫡长子，不然就直接封福世子了）。大约在崇祯八年（1635年）左右，朱由崧被堂弟崇祯帝晋封为福世子（明制：藩王无嫡子、且年过五十者，可册立在世庶子中最长者为世子；而崇祯八年，福王朱常洵已年满五十），这一年，朱由崧二十八岁。
崇祯二年（1629年），陕西农民起义爆发，在随后的十余年中，农民起义军转战明朝北方、中部各处，同时关外的后金政权也数次入寇、威胁明朝中枢的统治。内外夹击之下，明朝对全国的统治越来越虚弱无力，控制力衰退，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但这些内外乱局，以及如何应对的筹划，统统和洛阳的福王父子没有关系。按明朝皇室制度，藩王不得干预地方政务、不得随意出城，不得私蓄兵士，只能守在封国城中，无聊地消耗着财富而已。因此，朱由崧和父亲福王，即使已经身处严峻局势中，也只能被动接受，而不能自己选择应对道路（没得选）。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底，被明军击败、远遁陕西商洛山中的农民军趁明军主力前往四川、追剿另一股农民军时，趁机在商洛山中再次起义，并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初从商洛山杀出，同时汇集数千人，先入湖广郧阳（湖北十堰），然后迂回进入河南。
农民军入河南后，连克永宁、 宜阳、新安等十余座城池，还发布了“均田免赋”的口号，一路收留饥民，开仓赈济，因此“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如流水，日夜不绝，而其势燎原不可扑”，农民军因此迅速发展到十数万人。在攻克洛阳四周城池后，农民军对洛阳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在洛阳优哉游哉居住了近三十年的福王父子，这一下不得不要面对真真切切的人生危局、和近在咫尺的生命危险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崇祯帝闻报洛阳被围后，急忙命河南布政使司参政王胤昌率总兵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等援救洛阳。王胤昌率军入城后，福王朱常洵赐宴给援军将领，并发王府内帛犒赏援军。
数日后，农民军数十万大军（这个时候又增加人数了，投靠农民军的饥民实在太多太多）开到洛阳城外，开始四面包围、环攻洛阳城。刚开始守城的时候，福王还和城内官员一起，以重金招募城内义兵，出城偷袭农民军营地（其中福王出了‘千金’，也就是一千两黄金），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农民军遇挫后，集中兵力猛攻洛阳城西北角，取得了很大战果，守城军士伤亡惨重，也得不到抚恤、甚至物资补充，所以士气迅速低落。
围城数日后，因为城内粮草不济、再加上守军士气低落、并和城外农民军中许多人都是熟人、乡党（农民军中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河南人），彼此相识，不愿意死守。因此，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夜，王绍禹属下士兵在城内发动了起义，并且擒获了统兵文官王胤昌，开洛阳北门迎农民军入城，洛阳因此失陷。
洛阳失陷后，猝不及防的福王父子在惊慌失措中弃城逃走，福王来到城外的迎恩寺中躲藏，第二天，循迹而来农民军在迎恩寺中抓住了体胖不能及时逃走的福王朱常洵。福世子朱由崧则在乱军中拼着命用绳子顺着城墙而下，逃离了洛阳城（福世子当时应该不是很胖，否则做不出这么有难度的逃命举动），辗转跑到怀庆府躲藏，暂时由皇室宗亲、封国怀庆的郑藩代为照料。
福王朱常洵被农民军抓住后，当即被处死，不过野史中所记载的“福禄宴”恐怕是杜撰。因为根据福王的“圹志”（墓志铭）以及官修的《明史》记载，福王被杀后，王府内的两名承奉（宦官）还向农民军乞求将福王的尸体交还给他们，并用车子载着运到洛阳西关安葬（后来改葬邙山之原）。因此，福王不大可能被农民军杀死后，和梅花鹿一起煮成“福禄汤”吃掉。
福世子朱由崧避难于怀庆时，怀庆郑藩郑敬王朱载壐已薨，郑世子朱翊钟因罪被赐死，郑敬王次子朱翊铎尚未袭爵，郑藩也是混乱得很，估计不大顾得上朱由崧这个逃难后辈。朱由崧在怀庆的避难日子，可想而知，很是艰难。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在为父亲服丧三年（实际二十七个月）后，福世子朱由崧得到了堂弟崇祯帝颁下的继位诏令，正式承袭福王。崇祯帝在命堂兄袭爵的同时，还将自己所配戴的玉带交给颁诏內侍，让他转交福王，以示挂念。
原本福藩封国在洛阳，但此时洛阳尚在农民军手中，所以福王不能返回封地就国。虽然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孙传庭收复了洛阳，但旋即再次失守，孙传庭败退回潼关。因此，福王不得不继续寄居在怀庆，与郑王朱翊铎同城而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农民军在西安建国，成立了大顺政权，随即分兵各地，向京师以及其他明朝尚占据的地方进军。怀庆也被农民军攻克，郑王朱翊铎不知所终，郑世子朱常澄弃城逃跑，慌乱中顾不上带着福王一起逃难。
危急中，福王再一次发挥了优异的逃跑本领，从怀庆府成功逃离，一路颠簸，逃至卫辉府，投奔卫辉当地的皇族长辈、潞王朱常淓（明穆宗隆庆帝之孙、万历帝之侄、福忠王堂弟、福王堂叔）。
三个月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卫辉府也有警讯传来，农民军开始向卫辉府进发。潞王、福王叔侄紧急商量后，决心避免怀庆郑王的前辙，趁农民军尚未到来之际，提前放弃卫辉，向南方“转进”、以避兵燹之灾。于是，福王随叔父潞王在当天就收拾细软，逃离卫辉，向南方避祸，暂居于淮安府。
在抵达淮安府时，福王、潞王遇见了同样为了躲避农民军兵锋而逃难的宗室成员周王、崇王，大家同在淮安避难。事出仓促，诸王没能在城内找到居住地，只得暂时住在湖嘴的舟船上。周王年老体弱、又经历了农民军三次围攻藩国开封的激烈作战，因此身体损害严重，不久后便在舟船中去世了。
就在福王暂避淮安府舟船之上时，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农民军主力攻破京师，大明中枢覆灭，明朝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宣告结束。
京师破城后，崇祯帝在绝望中于煤山自缢殉国，其仅存的三个皇子：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都被农民军所获，大明皇统的传承被人为打断。
崇祯帝殉国前一天，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寓居淮安舟中的福王等诸王终于得以上岸居住，其中福王被接到淮安当地士绅杜光绍的别墅中。三月二十九，京师被攻破、崇祯帝自缢殉国的消息传到了包括淮安府在内的江南各地，江南文武官员、宗室诸藩、军民百姓，都得知了这个有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虽然皇帝已经殉国，包括皇太子在内的皇子们也已落入农民军之手，皇室大宗传承断绝，但大明宗藩诸多，其中不乏宗室近支成员，因此，南方文武官员还是可以依照当年太祖皇帝所制定的《皇明祖训》中的内容，按制度挑选合适者承袭皇位。
因此，控制着两淮、湖广、两广、浙闽、云贵等广大区域的明朝南方势力代表——留都南京应天府内的勋臣、南京守备及南京六部官员，决定按照祖制，在宗室近支藩王中，选取合适者承袭皇位，以延续国祚，对抗占据北方的农民军。
当时，崇祯帝一系皇族中，崇祯帝本人自缢殉国，皇太子兄弟三人则被农民军所控制，自然不可能南下继位。崇祯帝皇兄天启帝也无子留存（三子皆早夭，因此才由崇祯帝这个皇弟继位）。因此，崇祯帝、天启帝之父，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位下再没有了可以继位的人选。南京的勋臣、辅臣们，只能从泰昌帝的兄弟、万历帝的皇子们、以及他们的后裔中，去挑选符合祖训中所规定条件的继位之人，承袭大统。
而此时泰昌帝的兄弟、万历帝的皇子中，长大成人、得以封藩的只有万历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已经去世、即福忠王）、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在世）、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在世）、第七子桂王朱常瀛（在世）。
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伦序当立”原则，在泰昌帝一系后裔或早夭、或陷于“流寇”，都不具备继位的条件时，南京诸臣们就该按照伦序原则，以泰昌帝之下、万历帝最长的皇子、福忠王一系后裔来承袭大统（泰昌帝是万历帝长子、福忠王是第三子，而万历帝次子朱常溆早夭无后），也就是以福王朱由崧继位。这个原则，当年在万历帝的皇祖、明世宗嘉靖帝以“兴世子”身份入继大统、承袭驾崩且无后的堂兄正德帝所留下的皇位时，就已经实施过了。
并且，当时在世的万历帝诸皇子（福忠王诸弟、福王朱由崧诸叔），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距离南京应天府很远（瑞王在重庆、惠王在衡州、桂王在梧州），即使被选为新帝，也很难立即前来继位，从而影响之后的政局稳定。
而瑞王、惠王、桂王都是崇祯帝的叔父，按照“兄终弟及、伦序当立”原则，他们不能以叔父的身份来承袭侄子的皇位（除非崇祯帝再也没有其他同辈近支兄弟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身为万历帝的皇子，瑞王、惠王、桂王三人也不具备此时继承皇位的优先权。
所以，在崇祯帝殉国、皇太子兄弟陷敌、南京诸臣急需拥立新君以承袭皇统、保持江南半壁稳定之时，身处南京附近（淮安府距离南京很近）、又是崇祯帝伦序最近的堂兄、福王朱由崧确实是《皇明祖训》中所规定的条件下，最适合继位的宗室近支成员（福王是万历帝皇孙、其父福忠王是泰昌帝最长的成年弟弟，按照皇统承袭顺位，福王伦序第一）。
但是，目前掌握南京实权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吏部尚书张慎言、江西湖广总督、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翰林院学士姜曰广等文官，以及虽然被免官、但凭借着“党魁”名号暗中操控朝政的东林党首领、前任礼部侍郎钱谦益。诸如史可法、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也都是东林党人。
虽然福王朱由崧“伦序当立”，但掌握南京实权的东林党人，他们的前辈在四十年前，就以“祖宗家法”阻碍过万历帝册立福王之父、福忠王朱常洵为皇太子，并坚决支持万历帝的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件事情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终于迫使万历帝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选择认输，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而福王之父朱常洵则只能以藩王身份出外，在洛阳就国，即“国本之争”。当年阻挡万历帝册立福忠王为皇太子的那些人也是东林党，就是如今史可法、钱谦益等人的前辈、老师，同僚。
几十年前就和福藩因为“立储之事”结下了梁子，且双方都是怨恨难平，因此，掌握南京实权的东林党高官们，自然不愿意轻易地就将当年被自己得罪得死死的福忠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拥立为新帝。那样的话，将来坐稳了皇位的新帝绝对不会给这些东林老对头们好果子吃！
所以，即使福王是目前和崇祯帝血缘最近、伦序也最靠前的皇室子弟，但东林党人就是不想立他为皇帝。
在南京诸臣商议迎立哪位宗藩为新帝的廷议中，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都反对立福王，并且言辞激烈的说：“福王，虽然是神宗皇帝之孙，按伦序也当立，但福王有七不可立的理由：贪财、好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政务。而潞王是神宗皇帝的侄子，贤明谦恭、仁德宽和，当立为天子！”
虽然福王本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东林党人给他安上的七个过失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再怎么说福王也是目前万历帝在世最长的孙子（也是泰昌帝伦序最近的侄子、崇祯帝最长的堂兄）。万历帝有儿孙在（不止福王一个人），按《皇明祖训》中的继位原则，怎么也轮不到身为侄子的潞王来继位。东林党人这样做（指越过万历帝直系后裔、拥立其侄），这政治节操也忒下作了（讽刺的是，当年的东林党前辈们，就是死死咬住“立嫡立长、伦序当立”这一点，和万历帝死磕，并最终取得胜利。如今的东林后辈们，却为了自身利益、党争成败、权力斗争，居然想堂而皇之地推翻前辈们的原则、改变立场，确实让人鄙视）。
当时，同为东林党人的史可法节操稍好，在诸同僚都要舍弃福王、改立远支的潞王时，还是于廷议中提出“立贤立长、立亲”之议，提出神宗皇帝（万历帝）有子孙在，不可改立别支（潞王）。
不过，史可法终究也是东林党，依然走不出疏远、提防福藩的思想，他也不想拥立和东林党有着过节的福王。为了折中，史可法提出立神宗皇帝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为新帝，承袭大统，这样也算是延续了万历帝的皇统了。
但《皇明祖训》中只说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没听说有“侄死叔继”的，史可法的意见也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况且桂王因为躲避农民军的兵锋，已经从封地湖广衡州府远遁广西梧州府避祸，即使能承袭皇位，但路途遥远，赶来南京所耗时间太长。而北方的局面瞬息万变，农民军已经向南方派出大批军队准备征讨，同时又出兵北征，预备和保有山海关一线的明军余部吴三桂、高第部开战。万一有所耽搁，而大统迟迟未能确定，那么南方明朝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就要大打折扣，将来在面对农民军时会处于劣势。
关键时刻，寓居于淮安的福王朱由崧做出了他这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超水准发挥：他在南京诸臣大都不看好他、或者说不愿意拥立他的情况下，通过秘密联络曾任福藩承奉太监、前任总督京营太监、现任凤阳守备太监的卢九德，请卢九德利用所拥有的关系，协助自己继位，并许诺如果自己能够继位，将提拔卢九德进入司礼监，任掌印太监。然后，福王通过卢九德，又向驻守在江北的三镇武臣——徐州高杰、滁州黄得功、寿州刘良佐发出联络信，请他们协助自己继位，将来事成后，定以爵禄、封地相酬。
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原本隶属于凤阳总督马士英，但如今福王已经亲自求上门来，且成事概率极大，几乎是是无本万利的绝佳机会，而且成功后还有“定策拥立、从龙元勋”的大好处，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够放过。因此，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均不假思索的同意了福王所发来的求援信，然后一致同意甩开名义上的统帅——凤阳总督马士英，直接发兵送福王去南京继位，以此建立奇功，成为“从龙元勋”。
福王当时寓居在淮安，而淮安府镇将是刘泽清。当初南京诸臣在商议拥立新君时，刘泽清是站在东林党一边、赞同拥立潞王的(当时潞王也在淮安府）。所以，福王对刘泽清的底细不是很清楚，对他的举动也不是很放心，因此在向江北诸镇武臣发出求援信时，没有就近联络刘泽清。
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被福王拉拢过去、议定要出兵护送福王前往南京，争夺皇位之后，后知后觉的刘泽清眼见自己一镇之兵估计打不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他们三镇，于是立即改变了立场，也随即向福王发出了效忠信，请求一同护送福王南下，前往南京。福王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也接纳了刘泽清的效忠。江北四镇，由此全部被福王所拉拢和收于门下。
四镇武臣归附福王后，他们的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得知了江北四镇已经完全被福王所招抚、正准备发兵南下，先凭“伦序”入继大统，假如受挫的话，再以武力强行夺取皇位的计划。
短暂思考后，马士英立即做出了选择——以四镇统帅的名义，行文给驻守淮安府的刘泽清，让他联合其余三镇，护送福王立即南下，人南京承袭大统。马士英这样做，是以此向福王表示心意，自己完全支持福王继位，南京文臣之中，自己乃是“从龙”第一人。
然后，马士英连夜联络了勋臣、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刘基后裔），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韩赞周，南京礼左部侍郎李沾，取得了他们的赞同意见，一致决定抛开东林党人，拥立福王为新帝，入继大统。与此同时，福王已经在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的护卫下，准备离开淮安府南下，向南京前行。
而就在马士英向福王输诚、表明拥立态度，成为文臣中“从龙第一人”的时候，史可法却还被蒙在鼓里，依旧决定迎立远在梧州的桂王前来南京继位，还向马士英发出书信，让他赞同自己的意见，并在信中对福王指手画脚、痛斥福王昏聩糊涂，万不能立为新帝。结果，这封信也被马士英直接交给了福王，日后成为史可法诋毁新帝的证据。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三，马士英渡过长江，北上迎接福王一行人。当天，北方农民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大战中惨败给明军吴三桂部及清军联军，败退回京师。北方的局势，从此改变。
直至马士英动身前往江北以后，南京城内的东林党人才得知福王居然已经抢先下手，招揽了江北四镇，以此为基础，准备南下争夺皇位。史可法等人悔恨万分，深恨自己没有提前下手，早早确立新帝人选，以至于福王得以乘虚而入、招揽武臣，强行夺位。
东林党人原本还想抵制福王的举动，但南方明军大部分都被福王所招揽，南京诸臣想反抗，也没有多少军队可以用，大势已去之下，史可法等人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现实，准备迎接福王来京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六，南京朝廷再一次进行廷议，马士英的同党李沾、刘孔昭、韩赞周等提议立福王为新帝，而东林党人垂头丧气、无可反对。因此，廷议得以通过，以福王朱由崧继承大统，继位为帝。然后，群臣将此议奉告于太庙，然后紧急修整皇宫武英殿，以备福王举行登基大典时使用。同日，福王在马士英及江北四镇的护送下，抵达仪征，南京礼部官员在此举行仪式，参拜福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八，福王由仪征至浦口，勋臣、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渡江参拜福王，并接引福王过江。第二天，福王的座舟抵达南京观音门外的燕子矶，暂居于此。四月三十，南京文武百官到燕子矶迎见福王，恭请其就任监国。福王接受监国之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一，福王拜谒了太祖孝陵，并参拜了懿文太子陵，随后进入皇宫，拜谒奉先殿后出宫，暂时以南京内守备府为监国行宫。五月初二，群臣到行宫劝进，三辞三让后，福王以景泰帝故事，就任监国，从大明门进入皇宫，在整修一新的武英殿举行了监国礼。也就在同一天，北方，在降清的前明军将领吴三桂的引领下，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从朝阳门进入农民军撤离后的京师，标志着清朝正式入主中原。.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监国福王朱由崧在武英殿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南明”的历史由此开端。朱由崧即南明第一代皇帝——弘光帝。
弘光帝的继位，完全是依靠江北四镇武臣的支持，才得以成功，因此，弘光帝继位后，对江北四镇兑现承诺，大肆封爵、赐地、极度信任笼络。而四镇则以“天子恩公”、“定策元勋”自居，飞扬跋扈、割据地方，地方官员对四镇的军队失去了控制权，南明武臣势力的壮大由此开始，并很快尾大不掉，实际上形成了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也是南明国祚不得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从龙”之功而得以掌握大权的马士英、卢九德、刘孔昭等人，利用弘光帝的信任和倚重，不断借助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打击东林党等政敌，排挤史可法等人出外，占据了弘光朝廷的大部分权力。但东林党人也不甘就此失败，在失势后，也在时刻策划，对马士英等人展开攻击，新一代党争也拉开了帷幕。
弘光帝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藩王，一辈子都没有受过正统的帝业教导（也不敢学），在风云激荡之下，才幸运地继承了皇位，其实个人的帝王素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他的统治下，南明朝廷上下管理混乱、地方控制力软弱，文武群臣文恬武嬉、不思进取，内政不修、外御不备，政治极度腐败，更甚崇祯晚年。弘光帝本人又沉湎于酒色、穷奢极侈，更加助长了糜烂腐败的社会风气。当初史可法等东林党人说他“有七不可、恐难主天下”，并没有完全说错。
而弘光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在登基以后，除了无原则的纵容四镇武臣及马士英等人之外，还为了打击政敌、消除威胁，先后发动了“大悲案”、“南太子案”、“童妃案”等“南渡三案”，其实都是南明内部的内斗。这些内斗使得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弘光朝廷更加衰落，君臣之间离心离德、普通民众对弘光朝廷的正统地位不再信任。将来弘光政权的最终覆亡，从这里就埋下了伏笔。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因“南太子案”发生前后、以及结案中的诸多疑云，让弘光朝堂的内斗达到了高潮。有人（主要是东林党人）向武昌镇将、宁南侯左良玉传信，说动左良玉以“太子密诏”为依据，号称“救太子、诛奸臣”，发兵从武昌顺流而下、威逼南京。
面对左良玉的叛乱行动，弘光帝调动亲信的江北四镇出兵征讨，而四镇被调兵后，他们所驻军的两淮一线出现了兵力不足、防守不力的局面。已经大举入关的清朝，则迅速抓住南明军队内讧、两淮一线防守空虚的机会，大举发兵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清军连续攻破了防守空虚的徐州、归德、颍州、太和、泗州，渡过了淮河，直抵扬州。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被排挤出朝、以督师名义驻守扬州的史可法，在清军攻破扬州的战役中被俘、不屈而死，南京的重要屏障扬州陷落。随后，清军在五月初八从瓜洲渡过长江，攻克了京口、镇江，包围南京城。
五月十一，弘光帝在心惊胆战、一筹莫展中，抛弃了文武百官、后宫嫔妃、满城百姓，仅仅带领内官四五十人，骑马从通济门逃出城，向太平府、芜湖府方向逃奔，投奔芜湖守将、靖国公黄得功。而得知消息的马士英则护送邹太后逃往杭州。
五月十五，在滂沱的大雨中，以钱谦益为首的南京文武百官，开城门向围城的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投降，清军正式进入南明统治中心南京城。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二，清军追击弘光帝而至，黄得功为了保卫逃到自己军营中的弘光帝，不顾手臂有重伤，依旧率全军出击，和清军拼死作战。清军势大，明军不能抵挡、纷纷溃逃。身受重伤的黄得功抵挡不住，又不愿意投降清军，于是在乱军中自刎而死。
黄得功自尽后，他的手下总兵田雄、马得功等人早就对弘光小朝廷失去了信心，于是想要抓住弘光帝，献给追的清军，换取富贵。随即，以田雄、马得功为首，另有丘钺、张杰、黄名、陈献策等人参与，他们冲上了弘光帝的御舟，将惊魂未定的弘光帝劫持，并打出白旗，将弘光帝送到尾追的清军大营中。
当时，为了防止弘光帝自杀或者逃跑，田雄、马得功用铁链将弘光帝紧紧锁住，然后由田雄亲自背着弘光帝，马得功在背后牢牢抱住弘光帝双脚，向清军大营赶去。弘光帝一路上苦苦哀求田雄、马得功放了自己，甚至痛哭流涕、再三乞求，田雄、马得功都不予理会。弘光帝痛悔愤恨之下，用牙齿撕咬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田雄丝毫不顾痛处，依旧火速赶往清军大营，一边跑还一边哈哈大笑，将弘光帝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
到了清军大营后，豫亲王多铎命给弘光帝去除锁链，以红绳虚捆。而立下“擒获福王大功”的田雄、马得功两人则就此归降清军。田雄后来被授杭州总兵、浙江提督，左都督、少傅兼太子太傅，晋爵二等侯，死后追赠太傅；马得功则任泉州总兵、都督同知、福建提督，晋爵三等候，死后追赠一等侯。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被俘的弘光帝在清军押送下，身穿蓝布袍，头戴缁素帕，坐着无幔小轿，用油扇掩着面，从聚宝门进入南京。当百姓们得知是逃跑的皇帝被押回来后，都夹路唾骂，甚至有投掷瓦砾者，可见弘光帝在民间的名声有多臭。
当天，豫亲王多铎在前灵璧侯府设宴，招待被俘的弘光帝，但故意让他坐在“南太子案”中的主角——同样被俘的“北来太子王之明”之下。 宴会结束后，弘光帝被送到江宁县衙暂时关押。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645年）闰六月，弘光帝被俘后，明朝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自立为帝，当年改元为“隆武”，朱聿键即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隆武帝即位后，给被俘的弘光帝遥上尊号为“圣安皇帝”。
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在南京软禁的弘光帝和在杭州被俘的邹太后、以及堂叔潞王朱常淓一起，被清军押送北上，前往到京师，安置别院居住。而在一众人等渡过淮河时，邹太后投水自尽。但弘光帝没有自尽的勇气，而是浑浑噩噩地随清军抵达京师，成为高级囚徒。起初，清朝对待被俘的弘光帝以及其他藩王待遇尚可，经常赐物、赐宴给他们，每次赐宴时，弘光帝都酣饮不止，极为享受（和蜀后主有一拼）。
隆武帝即位后，坚持在南方和清军持续作战，以恢复大明社稷为己任，而中原百姓怀念大明者不在少数。长此以往，清朝统治者们觉得留着前明的皇帝、亲王们在京师居住，实在是莫大的隐患，假如有人借着他们的名号和身份，在北方各地也发动反清起义、抗击清朝的统治，那就不妙了。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借口有人向朝廷告发，说在京的前明衡王朱由棷、荆王朱慈煃两人“私藏印信、意欲作乱”，于是将包括弘光帝朱由崧在内的前明降清（或者被俘）的皇帝、藩王们全部下狱严审。审讯的结果，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发现藏有“前明金银册印”。
这一下，多尔衮坐实了前明藩王们“私藏印信、预谋作乱”的证据，也因此给他们定下了“谋逆”的死罪。（其实这都是借口，明朝藩王们降清后，当初的印信自然会带在身边，清朝也没说要革去他们的王爵，结果被多尔衮抓住机会、当做谋反罪证了）。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下令，将弘光帝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荆王朱慈煃、衡王朱由棷、周王朱绍烿、崇王朱慈爚、德王朱由栎，以及包括“南太子王之明”在内的十七位前明藩王、或高级宗室，押赴京师菜市口，以“谋反”的罪名斩首（另说弘光帝是以弓弦勒死，保留全尸）。
弘光帝被杀时，年四十岁；不知道他临死前，有没有怀念起少年时在洛阳的富贵悠闲生活、以及逃离洛阳后的颠沛流离；有没有怀念招揽四镇、入南京继位时的风光；有没有后悔轻易放弃南京、抱头逃窜时的狼狈。
弘光帝死后，其妃子黄氏之弟黄盐梅出面收敛了他的遗体，然后运回河南，安葬在孟津县东山头村，和黄妃合葬一处。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南明第四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弘光帝堂弟（桂王朱常瀛之子）、永历帝朱由榔追尊堂兄弘光帝，给他追上庙号“安宗”，追上谥号“奉天遵道宽和静穆修文布武温恭仁孝简皇帝”，入宗庙和历代大明先帝一起接受供奉（此时的南明宗庙，其实也就是个简陋之所，永历帝自己都朝不保夕，能够给弘光帝这个待遇，已经很不错了）。弘光帝的身后，总算得以享受到身为曾经的大明皇帝所该享有的名份、待遇、尊崇。不过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也即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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