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往今来的官员里，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几个皇帝的大有人在，没听说过他名号的人，寥寥无几。
他的故事被编成小说、戏剧、评书，电视剧，电影，广为流传。1993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视狂潮。电视剧的开头，胡瓜用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侠义展昭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说起包拯，在后代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后人的眼中，包拯一生为官清廉，不畏强权，屡断奇案，是为民做主的好官。百姓称包拯为包青天，后世也流传着很多包青天为民铲恶锄奸的故事。
历史上的包拯也确实是个清廉的、不畏强权的好官。不同的是，包拯为官多年，虽大多从事的都是司法或监察类工作，但在一线破案的机会却不多。包拯于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到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这一年多的时间任权知开封府，民间大多数关于包青天的故事都是以这段时间为时代背景。
包拯是一个孝子。29岁那年他参加科举，金榜题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县做知县。这个差事蛮不错的，但包拯认为家中父母年岁已高，自己应该跟在身边尽孝道，便奏请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调动一下。这朝廷也挺人性化，满足了他的心愿，把他调到离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亲仍然希望儿子在身边照应。包拯想来想去，最后把工作辞了，在家里安心的侍候父母。欧阳修对包拯的尽孝拒绝赴任的行为大加赞赏，即“少有孝行，闻于乡里”。
父母双双辞世后，又过了5年，包拯才离开家乡，到安徽天长县做知县，宣布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39岁的中年人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家。娱乐圈有，体育界有，学术界有，官场自也不当例外。在宋朝时候的端州(今广东肇庆)，这种官场潜规则是通过一种叫端砚的东西折射出来的。端砚是端州的特产，非常名贵。皇帝和国家高级干部都爱收藏几块——就算不会写字儿的人，放在书房里也显得特有文化——跟现在一些企业家喜欢在书房里摆放精装本《梦回宋朝》是一个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会进贡一些给朝廷。这样也没问题。关键是，地方官们往往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这些多收的端砚去了哪里？十之八九被地方官拿去打点朝廷权贵，以换取政治筹码。这样就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这一切，在包拯来到端州后有了彻底改观。
包拯在安徽天长县做了3年知县后被调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严格限制端砚的生产数量，绝不允许手下干部私自加码，违者重罚。他也高调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
3年后，包拯被调到京城任职，果然“悄悄的离开，不带走一块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
公元1043年，包拯来到首都开封。上一次来到首都，还是15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风景，两种心情。彼时他还是一个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俨然一位初露头角的政坛新秀。44岁的包拯，骑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时，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京城是一个大舞台。事实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华丽的篇章都是在这儿上演的。
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电视剧，都把重点放在渲染包拯断案、破案的传奇故事上面。包拯确实在法院制度改革里做了不俗的贡献。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如此就给衙门小吏们预留了寻租空间，一些讼师恶棍趁机敲榨勒索，导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严重妨碍了社会公平。包拯在开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在知府衙门前设置了一只鼓，老百姓要打官司，只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其实非也。法律维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时候愿意通过诉讼寻求救济，其实体现了对社会制度纠错能力怀抱信心。假如人为的在诉讼渠道里制造堵塞，会迫使老百姓寻求其他解决办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动荡的源泉。
虽然历史上并没有《铡美案》，陈世美也是一位清朝的清官，和包拯所在的北宋相差了数百年。但是，历史上的包拯仍然无惧权贵，主张维护百姓的利益。
当权贵与百姓的利益有冲突时，包拯会从客观角度出发，铁面无私辨忠奸。例如，一年夏天由于雨水过多导致河水泛滥淹没农田，一些权贵在河道上修建建筑导致河道堵塞，河水无法及时排出。在包拯得知后，立马命人通知这些权贵，下令拆除建筑，疏通河道，百姓们的农田才得以幸存。在包拯的亲戚知道包拯当上大官后，开始打着包拯的旗号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包拯得知此事，立马派人将这位亲戚抓到公堂之上开始责问，在他供认不讳后对其杖责。要知道当时在宋明理学影响下，伦理纲常秩序是非常之重要的。包拯杖责亲戚的事情传播出去后，震惊了所有人。他们一致认为包拯为人刚正不阿，执法过程公正严明，不念亲疏，值得尊重。同时包拯的其他亲戚们也都老老实实地遵纪守法，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与包拯刑警队长、法院院长的身份相比，他对国家更大的贡献当是政治家身份；准确的说，是“弹劾”家。
包拯不仅是一位能臣，还是一位诤臣。
1058年，包拯任职右谏议大夫，兼任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而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监察天下官吏，对三公、九卿有弹劾之权。在这两个职位上包拯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成绩也相当可观：
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宋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宋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痒——宋痒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
而包拯6弹“国丈”张尧佐的事迹，尤为精彩。
其时宋仁宗非常宠爱张贵妃，爱屋及乌，一年之中把她平庸无能的伯父连升四级，集组织部长、财政部长等四大要职于一身，这在北宋还是没有先例的事情。
包拯第一个站出来进行弹劾，一些谏官也跟上抨击。可张尧佐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不屈不挠，连续两次弹劾。宋仁宗心里委屈啊：我一个九五之尊，提拔自己的国丈难道要看你们的眼色？他也来脾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
包拯跟谏官们非常不满，要求召开廷辩。廷辩，顾名思义，就是在朝廷上和皇帝展开公开辩论。
这里啰嗦几句。
在封建时代，皇帝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廷辩的存在，标志着皇帝与臣民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是平等的（至少是近于平等）。否则的话，皇帝一个不高兴，叫人把对方辩友统统拖下去砍了，然后宣布自己获胜——廷辩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话说那日，廷辩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展开，然后慢慢升级，直到最高潮。想想看，一群文质彬彬的文人，以口舌为武器，气势汹汹地“围攻”皇帝，那场面也真够壮观了。包拯说到动情处，站在宋仁宗宗面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宋仁宗一脸。宋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无可奈何。下班回到宿舍，张贵妃探问消息消息，宋仁宗总算找到一个出气孔，冲丫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这样就完了吗？没有。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包拯继续弹劾。一弹再弹，终于把皇帝弄得不耐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位了。后来张贵妃仙逝，此事方才不了了之。
包拯这种牛脾气让权势阶层吃不消，连宋仁宗都畏惧他三分。
有趣的是，包拯经常弹劾他人，自己也曾经成为弹劾的对象。这人是谁，他就是欧阳修。
张方平、宋祁先后担任三司使，但很不幸，都被包拯弹劾下台。三司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掌管财政大权，很有油水，多少人梦寐以求啊，无奈保险系数太低，尤其是在包拯紧盯着的情况下。因此位置就空置下来。宋仁宗跟大臣一商量，决定派包拯去做。包拯也没意见。但这个时候欧阳修出来说话了。
欧阳修写了一篇《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的帖子，认为包拯连续将两任三司使弹劾下台，却自己取而代之，会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以为包拯是为了私利而弹劾三司使。即使包拯光明磊落，也应该主动避嫌。其次，包拯对于朝廷这样的安排心安理得，这说明他学问不深，思考不周。朝廷任用干部，应该选用那些知廉耻、懂礼让的人士。
欧阳修说的当然也很有道理。包拯听了这些话之后，就上奏要求辞去这个职位；朝廷一时没有更好的人选，不予批准。过了好长时间，包拯才去上任。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认为欧阳修与包拯有什么罅隙，其实不然。包拯为人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一个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是以在朝廷中他属于被严重孤立的一派，而欧阳修算是他少有是几个知己之一。说起来，欧阳修还是包拯的伯乐呢。
欧阳修当年与包拯一起参加高考，却不幸落第。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沦之后，开始了仕途上的阳光大道。当包拯经历了10年宅男生活，重新回到公务员队伍时，欧阳修已经做到负责官员选拔、差遣和考察的组织部部长，很有实权。同时，欧阳修的文名蜚声海内，是文坛里的当红辣子鸡。欧阳修提议朝廷重用包括包拯、王安石在内的四个青年干部。包拯也因此逐步走向中央权力中心。
俗话说，惺惺惜惺惺。欧阳修对于包拯的评价也是最精准的：“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一针见血。
包青天弹劾两前任当上三司使，欧阳修怒骂包青天，两人谁是谁非？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包拯升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其职责是监察朝廷各类事务，参与治理案件，并谏议得失。宋朝是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为广开言路，甚至允许御史风闻言事。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欧阳修与包拯发生了矛盾。
嘉祐四年（1059年），三司使张方平私下以低价购买了一个破产土豪的房子。这事被包拯得知，包拯将张方平给弹劾了。三司使主管财政，权力是非常大的，张方平估计是利用职权低价买房，显然这是违规之举。被包拯弹劾后，张方平自觉无颜面再任三司使，于是请求贬职，调离京城。宋仁宗任命的新的三司使是宋祁，此前在益州为官六年，被宋仁宗召回京。结果宋祁还没上任就被包拯给弹劾了，原因是宋祁在益州为官时曾有铺张浪费的行为，包拯认为这样的人管理财政是不合适了。再者，宋祁的哥哥宋庠在朝廷中已是副相，两兄弟都在朝廷中任职高官，有犯忌讳。宋祁被撤，三司使空置，宋仁宗考虑了一下，居然任命包拯为三司使。
欧阳修听闻此事，大为恼火，指责包拯为了当上三司使，去弹劾张方平和宋祁，这是“蹊田夺牛”的行为。言下之意是说：别人的牛踩了你家的田，本来是小事，你却把别人的牛给没收了，这会让人觉得你是故意夺取别人的牛。面对欧阳修的指责，包拯很尴尬，为证清白，包拯拒绝接受任命，并躲在家中不出。后来在宋仁宗的坚持下，包拯最终还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
《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四年）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许，久之，乃就职。
欧阳修是写了篇名为《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的文章来指责包拯的，通过这篇文章的名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并不是到皇帝那里上奏书弹劾包拯，而只是私下议论此事。欧阳修在当时本身就是大文豪，在士林中有一大批粉丝，他此举肯定会使包拯在声誉上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不去弹劾包拯呢？原因很简单，他挑不出包拯的错处。
包拯官任御史中丞，其职责就是监察百官，甚至包括监察皇帝。当朝廷中有官员的做法有违法或不符合礼法之处，包拯都有权去弹劾，这是包拯的职责所在。
包拯弹劾张方平违法有理有据。当时京城有一富户叫刘保衡，他取得朝廷的酒场经营权，并投入大量资金去经营。不料经营失败，无力偿还欠下朝廷的债务。刘保衡卖掉祖产，拿钱还债，买下他祖产的正是张方平。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不管是朝廷酒场经营还是房屋买卖，都是他的职权之内，张方平本应避嫌。刘保衡又是低于市场价卖房，受益的肯定是张方平，足见张方平可能存在利用职权压低房价，从中牟利。更要命的是，刘保衡卖掉的祖产在产权上是存在问题的，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把刘保衡给告了。张方平就算不买这个房，他也有失职之处，买了这个房，他自己已经身陷贪腐嫌疑之中。此事当时流传极广，人尽皆知，早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如果包拯或其他御史不出来弹劾张方平，那就是失职行为。
包拯弹劾宋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宋祁在成都为官期间有铺张浪费的行为。宋祁为人好享受，据说在成都为官时，他有时要写字作画，常常让一群奴婢侍候，这些奴婢研墨的研墨，铺纸的铺纸，晚上灯火通明，百姓远远看来，跟神仙一样。不过，史料并没有记载宋祁有贪腐行为，想来他铺张浪费的花费都是自己的俸禄。宋朝官员俸禄比较丰厚，宋祁为官多年，家中富裕，也是经得起浪费的。
包拯弹劾宋祁的第二个理由是宋祁的哥哥宋庠在朝中任兵部尚书，属同中书门下三品，已是宰相之职。宋祁如任三司使，距离宰相也只是一步之遥。两兄弟同时在朝中任职高官有犯忌讳。问题是忌讳归忌讳，但并不违法，事实上宋祁虽然没当上三司使，却被改知郑州，次年升任左丞、工部尚书，并进京就职，最终还是与哥哥宋庠同为朝中高官。那时的包拯已经以枢密直学士之职暂任三司使，不再任御史中丞，自然也没有弹劾宋祁。
由此可见，包拯弹劾张方平确实是抓住了张方平的把柄。宋祁并不违法，只是有个兄长在朝中为官。在大多数人看来，就算宋祁当三司使有不合适之处，既然宋仁宗已经任命，再去弹劾宋祁，只会让宋仁宗不高兴，同时还会结怨于宋庠宋祁两兄弟，实在是不值。包拯正直无私，可不会考虑到宋仁宗和宋祁高不高兴，他认为宋仁宗任命宋祁为任三司使确实不合适，出于公心，他就会尽他的职责去弹劾宋祁。这就是后人敬仰包拯的地方：明知道会得罪别人，甚至明知不可为，但为了国家大义，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做。所以，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确实是出于公心，并非如欧阳修所认为的他想谋取三司使之职。
反倒是欧阳修指责包拯却未必没有私心。欧阳修与张方平两人虽同朝为官多年，但来往不多，交情一般。不过欧阳修与宋祁的关系却非常好，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诏令欧阳修和宋祁合修《唐书》，前后历时十七年，直到嘉佑五年（1060年）才编修完毕。在《唐书》的过程中，欧阳修与宋祁两人交往比较多，也结成浓厚的友谊。看到宋祁因包拯的弹劾丢了三司使一职，再加上对包拯接连弹劾两个三司使这种做法不满，欧阳修心中气愤，写下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包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方平和宋祁从三司使上卸任后，宋仁宗让他来当三司使，这让包拯非常尴尬，以至于别人认为包拯有私心。那么宋仁宗为什么会任命包拯为三司使呢？两任三司使卸任后，宋仁宗需要找个恰当的人来当三司使。还真别说，从包拯的经历来看，包拯还真是个不错的人选。首先，包拯为官清廉，正直无私。三司使拥有财政大权，包拯任职三司使至少可以保证国家每一笔钱运用合理，最大限度避免贪腐。其次，包拯此前曾当过三司判官和三司副使数年，虽都是副职，但对三司使的工作职责和部门运作过程了如指掌。再次，包拯有过多年地方转运使的工作经验。转运使在宋朝权力极大，实际上相当于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有财赋、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包拯在其任职转运使的任职过程中，对地方财政、赋税等运作情况也比较了解。
所以宋仁宗任命包拯为三司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只是他疏忽的是包拯将两任三司使弹劾下台，再由包拯当三司使，难免让人有闲话。基于同样的理由，包拯对宋仁宗的任命才会拒绝，并躲在家中避嫌。只是宋仁宗诏令已下，皇帝一言九鼎，哪能轻易更改。想来包拯应该是在无奈之下，向宋仁宗提出由自己暂任三司使，待三司使有更合适的人选，包拯再退位让贤。两年后，宋仁宗发现包拯在三司使任上颇有政绩，于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正式下令包拯接任三司使。
随着历史的发展，包拯的形象经过了种种艺术加工后，已经成为了文曲星下凡的仙人，能够日审阳，夜断阴，地府的阎罗都是包拯的化身。
听到这些传说，那些盗墓贼们再也没有想盗包公墓的念头。盗墓贼们在包拯死后立下七字行规：盗墓不盗包公墓。
不仅因为包拯是一位清廉好官，还因为这些盗墓贼大多数都是被权贵压迫才去选择盗墓为生，包拯不惧权贵为他们出头，他们更不能惊扰包拯的在天之灵。
包拯作为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不仅是秉公执法，为民请命的清官，还是不惧强权，为国除害的忠臣。
面对权贵，包拯敢于谏言，面对奸臣，包拯敢于除恶。这种真正为国为民的忠臣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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