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圈处为北京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的一对烛台。图|FOTOE
3月19日，在北京一个陵寝探秘的微信群里，平常习惯“潜水”的一些文物爱好者们“浮了上来”，猜测和争论一条跟着一条，话题的中心是一对“消失”的烛台。
当天，有人在群里上传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明思陵石五供变成了“石三供”，其中的一对烛台已不在原位。有人猜测烛台被盗;有人认为被盗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明十三陵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安保严密。一时疑云笼罩，众说纷纭。
3月20日，一位媒体记者去明思陵实地查证，护陵员称石质烛台被拿走修缮。十三陵特区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将于当天下午发布相关情况通报。然而，直到当晚，记者和文物爱好者们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复，他们觉得“事情有些不对”。
上述记者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依据他多年文物报道的经验，如果这对烛台只是被拿去修缮，理应及时回应。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吴晓平则对媒体称，烛台本身完好，反而是最外侧的两供风化得厉害，而且烛台重达几百斤，即使修缮，也应是原地修补，而不应消失不见，只留下底座。
4月5日，昌平区政府证实了上述推测。其官方微博“北京昌平”发布消息称：3月20日，区政府得知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2件烛台被盗后，立即组织公安力量成立专案组，全力以赴开展侦破。
4月8日，北京警方通报称案件告破。该通报称，2017年3月19日11时许，有市民拨打110，反映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中的两个烛台被盗。北京警方成立了由市刑侦总队、昌平分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通过深入调查和走访，专案组确定两烛台被盗的时间应为2016年4月。
2017年4月7日，专案组先后将林某（男，38岁，北京市怀柔区人）、王某（女，32岁，北京市怀柔区人）、冯某（男，40岁，河南省固始县人）等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在冯某家中将两个被盗的思陵石烛台起获。
据北京警方披露，上述三人是专门盗窃石刻类田野文物的犯罪团伙。
石五供变成了“石三供”。
案发
3月20日下午4时16分。北京市文物局监察执法队调研员王东捷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组数字。就在这个时刻，北京市文物局宣教中心看到了《法制晚报》题为“崇祯思陵烛台被指‘失踪’”的报道。
该报道引述文保志愿者的发现称，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中的一对蜡扦（烛台）失踪，疑似被盗。该报记者随后赶赴现场，印证了志愿者的说法。而一位现场护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该报记者，这一对烛台“被拿走修缮了”。
王东捷马上打电话给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核实情况，确认了烛台被盗的事实。
他感到很震惊。“我都不敢相信，这么重视，十三陵还能出这个事儿!”
他给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情况，对方的第一反应也与他相似：“投入这么多钱，还能出事!”
1961年，十三陵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6月，为了加强对十三陵的管理和文保工作，国家专门成立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作为昌平区（原来的昌平县）政府的正处级派出机构，负责包括十三座帝陵、七座妃子坟、一座太监墓、居庸关长城、银山塔林等重要文保单位的统筹管理工作。
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以后，国家对其文保工作的扶持力度再次加大。据了解，201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始设“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项资金”，每年投入10亿元，其中1.5亿元用于支持市属重大文物保护项目，8.5亿元用于支持区县所属文物保护项目。
由于十三陵特区覆盖范围广，管理难度大，相较北京市其他同级别的文保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在项目资金的审批上，会对其有所倾斜。
“我们申请的项目资金中，给十三陵是最多的。”王东捷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被盗的一对烛台，是十三陵思陵碑楼前石五供中的两个。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卫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五供属于宗祠庙宇所用器皿中的常供，一般由香炉、灰筒或宝瓶，以及蜡扦（烛台）组成，具有实用性，多摆放于供桌上。而思陵的石五供不同于其他以实用价值为主的五供，其由石刻而成，主要价值体现在其象征性上。并且，十三陵的石五供大多放在供桌上，而思陵的五供则被置于地面的石台上，体量较大，因而较其他的五供更为珍贵。
经国家文物局核实，2016年6月24日19时许，思陵一名护陵员在巡查时，发现这一对石烛台被盗。而经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准确的被盗时间是2016年4月。也就是说，在时隔两个月后，护陵员才发现烛台被盗。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质疑：在思陵的重要石刻祭器中，一组石五供一共只有五个，丢失了两个，按说比较容易发现，而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发现?巡逻人员是否按规巡查?日常管理中，是否对护陵人员的巡查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
这位业内人士透露，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的有关人员曾称，由于思陵五供周边多有灌木和树枝，视线不好，再加上平时巡查人员不仔细，因此没有及时发现。
瞒报
国家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确认文物被盗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擅自决定不按照规定报告上级文物主管部门，不报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此事被媒体报道半年前，十三陵特区已经开始在内部调查此事。直到2017年3月20日，才正式汇报给昌平区政府。
北京市文物局监察执法队调研员王东捷证实，3月20日下午，当他看了有关媒体的报道后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联系时，一位工作人员称，昌平区政府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就被盗一事进行紧急商讨，布置工作。
北京市文物局监察执法队一位工作人员指出，如果发现烛台被盗后迅速报案，很多线索就能及时找出，降低案件侦破的难度，减少刑侦资源的浪费。而“现在瞒报，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对于瞒报原因，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有关人员给出的理由是，发现烛台被盗时，正是国家旅游局对十三陵景区整改后的复评时期，如果被盗一事公布，可能会面临包括 “5A被摘牌”等风险。
2015年10月，国家旅游局针对明十三陵景区中主要存在的外围欺客宰客现象、卫生情况差、游览设施不足等问题提出严重警告，责令其进行为期6个月的整改。2016年4月27日上午，明十三陵景区和居庸关长城景区合计81项、共六个月的整改全部完成。
北京青年报2016年9月从十三陵特区办了解到，国家旅游局已经撤销了对十三陵景区的严重警告处分。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十三陵特区办害怕景区复评通不过的认知，是本末倒置。“旅游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文物都没了，旅游还存在吗?!”
国家文物局在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文件中称，该局获知此事后，立即要求北京市文物局核实有关情况，并派员赴现场了解情况。同时，该局将案件情况通报公安部刑侦局，致函北京市政府，要求严格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抓紧破案，追回被盗文物。并全面筛查整改文物、博物馆单位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特别是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田野文物的安全。
2017年3月21日下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十三陵的安全隐患问题展开彻查。
“灯下黑”
检查持续了一周多。督察组很快发现，十三陵现有的安保体系存在很多漏洞。比如视频监控失效;护陵员年龄偏大;未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和漏洞;以及未能从以前类似事件中吸取教训等。
此前，国家文物局曾表示，此案发案时，思陵原有安防设施已全面瘫痪，人防物防技防形同虚设。“思陵的视频监控为2008年设置，在这对石烛台被盗前已失效停用。”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一位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人防方面，十三陵特区管理着明十三陵、居庸关长城和银山塔林三大景区，共配有保安员240名，义务消防员196名，护陵员38名。
对于开放景区的安全管理，长陵、定陵、昭陵各配有一支30～40人左右的专业安保队伍，由单位职工及外聘保安组成。并在定陵地宫、长陵大殿等重点部位设有专门值守人员，所辖区域24小时有安全保卫人员进行巡逻巡查。定陵、长陵夜间安全保卫由武警负责。
除了3座对外开放的陵寝之外，明十三陵还有包括思陵等10座未开放陵寝，以及7座皇妃坟和1座太监墓。1993年之前，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为此专门设有巡陵员。1993年之后，开始从附近农村招聘护陵员，建立值班室，安装大门，实行封闭保护安全管理。每座陵寝有3～5名护陵员，每班2人值守，定时定点巡视检查，特区保卫科人员也要每天进行巡查。
十三陵特区办前述负责人指出，护陵员从周边村民中选出，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农村的部分就业问题，也利于和周边的村子搞好关系。“因为陵寝大多散落在村落中，和村民联合护陵，是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所能采取的较好方式。”
这些护陵员多为年龄在50岁左右的男性，选拔标准是工作态度要认真负责，上岗后接受一对一的安技防设施培训。
但北京市文物局监察执法队调研员王东捷指出，需要对护陵员的素质和职业操守有更高的要求。“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为佳，要求工作认真，身强体壮。不能让护陵员把这个身份当成福利。”
思陵烛台被盗一事公开后，有人质疑，为何明明是被盗却被工作人员说成“拿去修缮”?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原思陵护陵员已被辞退，记者采访时问到的护陵员“不清楚情况”。
但这一答案不能让很多人满意。一位受访专家说，护陵员不清楚自己所护陵寝中文物的具体情况和去向，“他们的职责边界令人深思”。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上述负责人说，十三陵未来在人防上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护陵员队伍建设，增加护陵人员数量，努力提高护陵员的素质，对他们进行有关法律知识和治安保卫业务知识方面的培训，并对其值守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她说，护陵员要避免“灯下黑”的问题，最忌讳存有侥幸心理。“思陵烛台被盗就是一个巨大的教训。”
烛台被盗事件公开后，十三陵加大了巡查力度。现在，特区负责人会不定时突击带队检查，监督护陵员是否有上夜班偷懒、不认真履职等行为，保卫科也加大了巡视监管的力度。“夜里两三点钟不定时检查已经成为常态，主要督查护陵员的值守情况。”
据了解，接下来，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还将花费约1500万元，建立巡更系统，并设立后台的指挥中心，用于实时性管理并监控护陵员和巡查员，监督他们是否在特定的时间按照应有的巡查路线履职，后台的指挥中心对其运动轨迹和实时位置都可以进行及时监控。
王东捷建议，还可以将护陵员和巡查员制度与当地的治安巡逻有效结合起来。在现有的人事架构上，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的党委书记，不仅统筹管理十三陵特区内的工作，还负责十三陵镇的管理工作，这也为联防提供了便利。
迄此文截稿时止，因烛台被盗案，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的党委书记、主任、分管文物和保卫工作的两位副主任，以及文物科和保卫科科长共6人均已被免职。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1期
崇祯死后之丧事
明思陵位于十三陵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或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帝崇祯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思陵虽为帝陵，但这却是清朝时的事，明朝时它只是一座妃墓——皇贵妃田氏之墓。一座皇贵妃墓是怎样升格为帝陵的呢？这还要从崇祯帝自缢身亡那段史事开始谈起。
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历270余年，到了崇祯年间社会已极度不安。后金政权崛起东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到北京城。十八日，太监开彰义门投降。当天夜里，崇祯帝登万岁山（即今景山）四望，见大势已去，易服带佩刀，欲夺正阳门而出。守门军不明情况，以为皇宫内变，遂返炮拒击，崇祯帝未能出城，返回皇宫，对皇后周氏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皇后也相对恸哭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所恨。”皇后周氏遂自缢而死。崇祯帝自知日暮途穷，连喝数杯酒，下令两宫及懿安皇后自尽，传太子及二王改装出走，又人寿宁宫，剑砍长平公主左臂，杀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天将曙明，崇祯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想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但大臣们一个也没到。崇祯帝走投无路，只好登上万岁山，在寿皇亭旁的树下自缢而死。死时“披发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联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太监王承恩随崇祯帝一同上山，遂再拜恸哭，在崇祯帝前跪缢而死。
十九日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皇宫，在清宫过程中，没有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二十日午，才发现崇祯帝己自缢身亡。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将帝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装入柳木棺内，搭盖了临时灵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殡，以红漆棺殡帝，黝漆棺殡周后。崇祯帝头戴翼善冠，身着衮玉渗金袍，周后亦依制加袍带。
帝后棺椁在东华门所设灵棚连停数日，明朝的官员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农民军将他抓住见李自成。他“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李自成劝李国桢投降。李国桢说:让我投降必须答应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寝不能发掘破坏；二是用天子礼葬崇祯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应。但难办的是崇祯帝生前并没有预建陵寝。其原因按清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这样的：“崇祯初年，徧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刘诚意孔昭（诚意伯刘孔昭）及张真人甲（真人张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清代又作“昌瑞山”或“丰台岭”，即今河北遵化清东陵所在地）。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祯十七年）以后，不及事。”于是李自成农民军只好决定将崇祯帝、后葬入田贵妃的墓中。
田贵妃，即前述的皇贵妃田氏，其坟园建筑由工部待郎陈必谦负责营建。但地面建筑未成，而明朝已经灭亡。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或作李纸票，文献记不一）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350千文（约合银233。6两）。其中，刘汝朴60千文，王汝朴50千文，白绅30千文，邓科50千文，徐魁30千文，李某（佚名）50千文，赵永健20千文，刘应元20千文，杨道20千文，王政行20千文。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其中，雇夫头杨文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200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
田妃墓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里面是三开间的香殿，中间悬挂两盏万年灯，内灯油仅二三寸深，缸底都是水。陈设的祭品，前有石香案，两边列五彩绸缎侍从宫人。田妃生前所用器物衣服盛贮在大红箱内。东间石寝床上铺裁羢膻，上面叠放着被、褥、龙枕等物。由于地宫内潮湿，衣、被等物多浸泡黬黑，被褥仅一面用锦绣，其余都用布缝合，金、银器皿也都是用铅铜冒充。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上面停放着田妃棺椁。
初四日申时，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内，棺木前陈设猪羊金银纸札等祭品，众人举哀祭奠。祭毕，将田妃椁（棺外木套）打开，先将田妃棺移于石床右侧，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侧，最后将崇祯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椁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椁之前各设香案祭器，点起万年灯，遂将两座石门关闭，将隧道填平。
初六日，赵一桂率捐葬乡耆人等再赴葬所祭奠。祭毕，于附近西山口等三村拨夫百名，各备锨筐，舁土为崇祯帝堆起了坟冢。赵一桂、孙繁祉又捐银五两，买砖在冢周修筑了五尺高的围墙。
崇祯帝后，在大顺农民军政权的命令下就这样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人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清廷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
按《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廷下令以礼改葬崇祯帝后，并营建思陵建筑，时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陵的改葬开隧和营建却是举步维艰。首先是工程组织不能迅速落实。该工程本应由工部及内官监负责，但工部却因缺员而不能分任。内官监虽已责成总理冉维肇，管理高推、王应聘三员内官专司督理，但大概是由于“故君之事，既无赏可冀，又无罚可畏”，所以，虽经原任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屡次劝勉，三人却总是置若罔闻，三秋已过，冬至将临，开工仍杳无日期。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说：“礼，为旧君有服，不知诸臣何以置念?且时虽寒冱，地气尚暖，及今犹可开挖隧道，先妥梓宫，其立碑建亭，姑俟来春举行，倘再悠忽，是迟一日之工作，即虚一日之旷典，如作速报竣之明纶何？伏乞夭语严饬该监刻期赴陵，先开隧道，来春亟建亭碑，万勿藉词缓诿沉阁（搁）……庶恩旨信而大义昭垂，芳万世而无斁矣。”顺治皇帝览奏朱批:“思陵作速经营，已奉有旨，该监何得玩泄？冉维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开隧道，其余俟来春报竣。如再延诿，定行重治。”
其次是工程所需银两不能及时到位。在顺治帝的严旨切责下，负责思陵营建的冉维肇等人只得尽快趋赴工所，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兴工开挖隧道，思陵采石等工也正式开始。十二月初，思陵营建所需石碑、石座，均运至北京城北安门外西步梁桥东，并号有“锦壁山（鹿马山别名）工用”字样。当时，本应同时并举的工程计有三项：一是思陵营建，二是葬张皇后于德陵，三是葬万历妃刘氏于银钱山。三项工程估价为3000两白银。银两的来源，原奉旨赐陵地租银1500两，文武百官及内臣捐助1500两。但事实上，直到该年十二月，陵租虽已征收，但工程所须银两却不知从何处关领。多方劝捐的650两虽早在九月初四汇交给工部营缮司，但文武大臣捐助之银却差一半有余。所以，工程开始时，工部所掌握的银两只有1000两，而开工时督送至工所的银两又只有110两。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笔太监车应魁、王德化，随堂太监王之俊、卢维宁等人只得于该年十二月移文内院，催办银两解送事宜。他们在移内院文中说:“工饭乃日用必需， 似此零星接续不及，何以措用。乞为总解，方能克济。今值暮冬，时日有限，倘工饭银迟滞，束手停工，无米难炊，必致稽误。……所有石碑、石座……趁此地气坚固，必需车价觅运到工，不误明春建立之用。……人匠毕集，工饭诸费，每日必需，势难停手，矧起运碑石，值兹地坚，正可拉运，所欠捐数仍望内院一为传谕。至于此工所注赖者尤在一千五百之陵租……伏乞垂念急需，万难少缓。”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终于完成。十日，工部尚书兴能上奏，请示以余剩银两，建造香殿。十二日，顺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银修造事宜，工部看议具奏，钦此。”十月二十七日，平西王吴三桂又捐银千两，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暂告一段落。顺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学者谈迁曾赴思陵拜谒，他在《北游录》一书中记述了当时思陵的建筑规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门丈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几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此处当指享殿内）。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进此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石。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同书《纪文·思陵记》又谓，思陵享殿为“三楹”（三间），“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称“内殿”）有额，有金书“思陵”二字。亭内石碑“大明”亦为金字。碑刻“怀宗端皇帝陵”。
顺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筑又稍有变化。该年三月，陵前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祯帝“怀宗”庙号。并改谥“庄烈愍皇帝”。陵内石碑、神牌字迹随之而改。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修明崇祯帝陵诏》，其具体修建项目不详于文。但从康熙年间谭吉璁《肃松录》所记思陵制度看，思陵虽经顺治十六年的修建，但并无大的变化。该书所记思陵的建筑情况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门十三步，阶三，无台，殿三楹，广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内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设。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题曰‘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宏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中楹为暖阁，长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则庄烈愍皇帝，左则周后，右则田妃，外俱用椟冒之。周后神主题曰 ‘大明孝敬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圣端黄后’，田妃神主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树一株。陵寝门三，距殿址四步，穴墙为门，中广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则户矣。明楼距门十一步，不起楼，阶四，中开一门，左右夹窗二。碑石广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龙，方座，高丈许，题曰‘庄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楼十步，长五尺，博二尺。几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龙。中一方鼎，与诸陵异，皆列于地。宝城距几甚近，无城，周围用墙，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缭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间，思陵先后两次修缮，陵园建筑规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钱陈群奉命祭祀思陵，发现思陵因长期失修，风雨剥落，殿庑倾圮严重，遂奏请修葺，并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谕旨办理。乾隆帝从其所请，下诏修缮思陵。直隶总督那苏图奉命督办该项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报，修缮享殿三间，建造配殿六间，加上大门、二门、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银及烧造琉璃瓦银13900余两。后又经保定府同知永寿实地复核，认为“享殿三间虽久已倒塌，旧存木植砖块尚敷凑用，似应添补修葺，其余墙垣等项酌量粘补。其配殿六间久经倾圮，且地基窄狭，毋庸重修，以省靡费”。此议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经那苏图奏请乾隆皇帝同意后遂只将思陵享殿、垣墙修好，配殿废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顺治年间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并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
修陵大臣工部尚书金简等人经实地勘察提出，思陵“仅有享殿三间、碑亭一座，规制颇觉狭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礼改葬，兹复仰奉谕旨，不惜帑金修葺诸明陵寝，似应就现在地势加筑月台，将旧碑亭移建月台之上，后墙略为加高，宝顶随墙添土，并将原建享殿三间改造五间，宫门一间改造三间。用彰恩施优渥”。于是，思陵的陵门改建成了硬山顶式的三间门楼，享殿建成了面阔五间（通阔17。3米），进深三间（通深8。5米）的单檐歇山顶式建筑。石雕五供之后也建起了无马道、宇墙的单面墙式的宝城墙，和城台及重檐歇山顶式的明楼。
在陵园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样，在清代设置有司香内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给予香火地亩。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还委派工部堂官一员，赴陵检查陵园建筑，时加修葺。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
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帝陵图说》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殡于田妃墓，国耻未雪，不谓之攒宫不可也!以陵称不可也!以思称尤不可也!”显然，他们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他们拒不接受清朝为崇祯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
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蹂躏了祖国大好河山，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 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现在的明思陵，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宇楼台，但古陵残碑，松涛阵阵，仍别有一番意境。特别是残存下来的石雕艺术品，构思奇妙，雕工精细，颇引人入胜。
石五供，分为前后两套。前一套，是五个相互独立的供器，正中为香炉，雕为四足两耳的方鼎形，上面浮雕饕餮纹。左右为烛台，台腹四面雕刻人物故事；最两边的是花瓶，瓶腹、瓶项略呈圆形，亦浮雕饕餮纹。五供器各施以石座，与明代其他各陵共用一祭台不同。后面的一套，祭案的案端作翘头式，案面浮雕绳纹，下作闷户橱形状，四腿因项部内收而随势弯曲，足部外翻，还保留着明式家具线脚优美、雄浑大方的特色。案上放有石雕供果五盘，一盘为桔，一盘为柿，一盘为石榴，另外两盘分别为寿桃和佛手，形象十分逼真。碑石雕刻也别有风趣。碑首作“四螭下垂”式，碑身左右雕升龙，碑座前雕五龙，后雕五麒麟，左右雕母狮背负小狮图案，母狮前还有小狮或作戏球状，或伏于母狮身下作哺乳状，形态极为生动，据说，这是象征古代官爵中“太师、少师”的一种吉祥图案。明楼内的圣号碑碑阳篆额“大明”二字，下刻“庄烈愍皇帝之陵”七个大字。前面的神道碑碑阳篆额“欶建”，下刻清顺治年间大学士金之俊奉欶撰写的碑文。
明十三陵献陵此前险些被盗
明十三陵此前亦曾被盗墓团伙光顾过。2013年5月，位于明十三陵献陵内的文物云纹丹陛石周边台阶被破坏，丹陛石西侧的四条台阶被掀翻，石上有多处被硬物撬过的痕迹。
据了解，明献陵为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的陵墓，坐落在昌平区境内燕山山麓的天寿山，一直被称为十三陵中最朴素的坟墓。疑似被盗的丹陛石位于献陵祾恩殿遗址月台的台阶中央位置，面积约为3平方米。
当时，十三陵特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曾通过探头发现有人想在献陵偷盗，并报警追赶，但没有抓住嫌疑人，陵区没有文物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