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
爱蔡孑民者启
（1919年6月15日）
蔡元培其人
图：蔡元培像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l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清季进士出身，1894年任翰林院编修。他忧民族危难，愤清王朝腐败无能，于18*98年10月弃官南下，兴学育才以救国。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1902年4月，与蒋观云、叶瀚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被推举为会长。开始倡言反清革命，并与教育会同人创设爱国学社及爱国女学，培养革命人才。1904年11月，在上海发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起，留学德国，旋入莱比锡大学，并从事译著。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2月受孙中山委派，任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之专使。7月因不满袁专权，愤而辞职，再次赴德留学。一度回国参加“二次革命”，后转赴法国从事译著。1915—1916年在法国参与创办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被推举为中方会长，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锐意改革，整顿学校，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五四运动中，竭力营救被捕学生。1920年底，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并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法国里昂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文学博士与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二全大会后，一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32年底，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这前后，参与营救被捕的胡也频、杨开慧、陈独秀、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养病，继续领导迁移后方的中研院工作，并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用《满江红》词牌为中国分会制作激励抗战的会歌一首。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以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转变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却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长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聚集同志，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追求真理，憎恶暴虐，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呕心沥血;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这确是恰当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投身教育事业后，即致力于打破封建专制教育，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开始了施展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抱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废弃了前清教育宗旨中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并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蔡元培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培植了许多优秀人才，为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延聘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对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也加以延揽，开创了学术自由的新风；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率先招收女生，扫荡旧习，使北大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经过整顿与革新，把一个原来陈腐不堪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职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所乐道，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而他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思想，留下大量的教育论著，也确有许多创见和卓识，有独具慧眼的精到的见解，这些都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1928年，蔡元培创设中央研究院，他辞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后十三年，直至逝世。这是他继革新北京大学之后对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蔡元培极其重视科学事业，深刻理解发展科学事业对强国富民的特殊重要作用，积极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方法。他在中央研究院实行学术自由和学者治院的原则，发扬民主，知人善任，延揽了一批如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赵元任、陈寅恪、任长恭、周仁、王家楫、陶孟和、陈翰笙、余青松、李济这样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热心提掖后进新秀，培养了许多科学研究人才，使他们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成绩。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论及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对我国学术的贡献时曾指出:“元培先生一生提倡学术研究，他担任教育总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这些表现之外，擘划创建中央研究院，更花了他无数的心血，一直到去世为止，他仍未与中央研究院脱离过关系。因此，中央研究院同仁，大家都感念这位伟大、崇高的学术大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下，中研院才能萌芽、茁壮，才能开出美丽的学术之花。在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全国最优异的研究人才，又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学术领域中，分别居于领导的地位。这些成绩，都是元培先生创造出来的。(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第1507页、1508页)对于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蔡元培确是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蔡元培也是我国近代美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美学家与美育实践家。
突出地揭示美育对激励人生奋发精神的积极作用，这是蔡元培在我国美育史上的一大功绩。充分认识美育对人生的意义，正是他重视美育事业，包括绘画、雕塑、音乐等一切艺术的思想理论根源。1912年春，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破天荒地以教育行政当局身份把美育与德、智、体并列为教育方针。同时，积极倡议、支持、资助建立各种与美育有关的学术研究团体，举办各种活动，保护文物古迹，撰写论著，四处演讲，目的在于通过美育来完善人格，改造人们的世界观。1922年，他发表《美育实施的方法》，提出完整而系统的方法，规划全民实施美育的蓝图。蔡元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了两所日后驰誉中外的艺术院校，1927年10月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院(今为“上海音乐学院”），1928年3月于杭州筹建国立艺术院(今为“中国美术学院”)。这两所院校在半个多世纪里集中了不少知名教授，培育了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
蔡元培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深为世人所钦仰。“人世楷模”、“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生1936年1月《祝蔡孑民先生千秋诗》)的赞誉，对他来说决非溢美之词。任鸿隽称他具有“处处为人无我的真精神”;“对人接物，似乎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或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但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毫不假借的斗士。”(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他的学生冯友兰也回忆说，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在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身居高位，一生廉洁，自奉俭朴，直至晚年仍是全家租赁房屋居住，他酷爱的书籍也分散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蔡元培这种真诚待人、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精神，源于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对学生深深的眷恋和崇高的责任感。他的这种浩然正气和高尚道德情操，至今仍是公务人员的楷模。
（节选自《蔡元培全集"前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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