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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毁了“大业”的大业 隋朝大运河却恩泽后世

news.xixik.com   2020-5-5 19:22:37 资讯来源:嘻嘻网   字号控制:[ ]
核心提示:隋炀帝杨广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的年号是“大业”,足以反映他的抱负。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突厥、开西域、灭吐谷浑、征高丽,都是大业,而开运河绝对是大业中的大业。这些事都是功利千秋的大业,但集中在十年左右干,就是 no zuo no die 了!?

隋炀帝是个被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在过去,他一直被当成昏君暴君的代表,简直没有哪个皇帝比他更坏。坊间谈起隋炀帝杨广,绝对是以昏君的面目出现。“弑父”,“淫母”,“幽弟”等成为他的专属标签,他似乎在后世历史学家里办了个坏蛋皇帝套餐。在《隋书》《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里,他的形象已经够坏的了。在野史里头他更是从《开河记》一路坏到《隋唐演义》,坏得非常细腻,非常淫秽,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占据着大隋天子的岗位,却一直干着加藤鹰的工作。然而,杨广的人设真的这么不堪吗?他又是怎样堕入万劫不复的呢?

后来也有人做翻案文章。有的翻案文章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然了,做翻案文章往往容易极端,以强调其观点的颠覆性。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有些说法确实太过分了。比如有人说隋炀帝不仅功大于过,而且是“伟大人物”“雄主英主”,是个大大的明君。但这很难解释这个问题:这么一个大明君,为什么干了十四年就把一个国家给干倒了?

一、关中本位

中国历史朝代表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隋,是为隋文帝。他的立国之本仍是宇文泰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即:视关中为根本,长期精心经营,建立了巩固的大本营,从而控制全国。该政策的自足性和封闭性是极强的。一般说来,本位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渗透,持一种敌视的、拒绝排斥的态度,以保持其文化传统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作为北方军事贵族的代表,隋文帝杨坚“素无学术,不悦诗书,不知乐”,治国尚权谋而轻薄文化。他的这种重事功、轻文化的思想意识,使得其文化政策往往失之偏颇,甚至走向极端。

关陇军事贵族多以军功起家,素有轻视文化建设的传统。隋文帝虽然实现了地域、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但顽固的关中本位政策,使他对于江南士族文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拒绝接受,吸纳。对江南士族则横加抑制和打击。隋文帝一朝,台阁重臣几乎没有一位来自南方,就很能说明问题。很多江南士人,在文帝时代,备受冷落,打入“另册”。甚至基本的生活都成为问题。开皇二十年(600),文帝尽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这对于注重文化事业的江南士人来说,犹如釜底抽薪。隋文帝这种对于文化事业的冷淡,甚至有意抑制的态度,连持续发展都难以保证,更不要说采用江南文化而达到南北文化的交融了。

隋文帝时期对待江南文化持有顽固偏见,他虽统一天下,却一生从未到过江南,且一直对江南持敌视态度,一些行政措施明显表现出他的厚关中而薄江南的偏向。譬如开皇十二年(592),文帝下《减免租调诏》,在没有任何天灾人祸的情况下,诏令“河北、山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却把江南排除在外。甚至还采用牢固的钳制政策。譬如开皇九年,文帝以“南朝刑罚舒缓,乃悉用北人为守令,严峻其法。”又命苏威做《五教》,“令江南士民、无论长幼,人人必须背诵。”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江南士民的自尊心。

二、欲成大业

杨广即位后,是为隋炀帝,他对于南北文化交融意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文帝。他明白,地域和政治上南北虽然归于一统,却并不意味着南北历史发展的合流和对接,还有待于一番主动的作为,才能完成这一历史衔接。从而实现南北融合、文化认同、国家统一。

他即位后,不断地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乎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他指着墙壁上挂着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离江南和山东过远。迁都到位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的加强帝国对南方的控制,大幅度提升隋王朝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南北方之间却如同刚通过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裂,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方认为北方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方视南方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当时很多的人,认为隋朝的统一不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人们,都在下意识地等待下一场背叛、政变或改朝换代。

杨广指出,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隋炀帝背负昏君暴君之恶名 修好大运河利于后世

隋炀帝并不是一个只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君主,他想干好事,干大事以成圣王之业,他把年号改为大业,就是这个意思。但隋炀帝干大事,创大业的心太切太大,不顾历史客观条件,唯帝王权力意志是用,结果翻船走向了反面,成为亡国之君。旧小说有诗云:“禹王治水争言利,炀帝修城尽道荒。功业相同仁暴异,须知别自有商量。”然“功业相同仁暴异”,都是成事立功,其结果却不一样,圣王理想走向了反面,可谓冰火两重天。

但旧史旧小说从正面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却不能从正面去做科学分析。为什么圣王之业会变成亡国之政呢?古人只好归于宿命,隋炀帝于是被描绘成了一个天生的大坏蛋,所干的事业也都只能是为了一人之淫乐,和北齐高纬、南陈叔宝两个后主差不多,天生祸国殃民,以致亡国,是昏暴之君。因此,对隋炀帝举办的所有“大业”都予以无情的否定,进而是大肆丑化污蔑,那么于是乎,我们距离历史事实也相去甚远。

虽然隋炀帝兴办的每一项工役都对国家有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每一项工役单独看来都可称之为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如果将这些大好事相加,人们就不难发现,其劳役总量惊人,规模空前,大大超出了当时人民所能承受的限度。而且工役空前严急,不仅几项大工程几乎同一年开工,而且一项紧接一项,均是急政。大规模的急政使诸多德政走向了反面,成为系统的暴政。

三、王好文雅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文化态度与隋文帝大有不同。杨广16岁即娶“有智识,好学解属文”的南梁宗室之女萧妃,20岁以行军元帅统率诸军平定陈朝,复于次年出任驻治江都的扬州总管,先后坐镇东南达十年之久。“王好文雅”,在扬州任上招引南方文士,如诸葛颍、虞世基、世南兄弟、王胄、朱玚等,多达百余人,“以充学士”。此间炀帝 “食吴馔”,“言习吴音”,“好为吴语”,“属文为庾信体”,所作诗文往往经藩邸学士润色、加工甚至论难、并与他们唱和不辍。

正是由于青年时代长期浸润于江南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和优雅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他对南方人文情有独钟,并通过与南方文士零距离的密切接触,熟练掌握了南朝的文学技能。被立为太子后江都撤藩,杨广偕其藩邸南士、典籍北上长安,这些北来的南方文士们一直在他的主持下从事著述。

隋炀帝朝,北来南士不仅是诸多大型文化工程的主力,南朝文学风气因之而弥漫朝野,而且他们还是隋炀帝统治集团中“最有权势”的核心层,其中虞世基“专典机密”,几乎垄断了皇帝诏敕的草拟及“四方表奏”的批复处理大权,包括吏部用人的“与夺”之权。他与同样来自南朝的裴蕴,名列“参掌朝政”的“五贵”之中。来自南朝的东宫学士柳辩,在炀帝即位后即拜秘书监,与炀帝“恩若友朋”。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位南方文士则“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

《大业拾遗记》讲:隋大业初,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撰写了一部《丹阳郡风俗》 “称呼吴人为东夷蛮人”,炀帝听闻很不高兴,并宣敕给两人加罪,打了两人一顿屁股, “各赐杖一顿”。并斥责说:“自汉末三国以来,吴国就人才辈出;永嘉之后,北方的文人才子大都来到江南,人才荟萃。怎么能说野蛮呢!”窦威为关陇集团骨干,崔祖出身于河北大族,隋炀帝直面批评他们轻视江南文化。

炀帝在下敕即日,“又精心选择了十八个人,修《十郡志》”,以虞世基总检,参与主持的还有许善心。虞世基又安排袁朗来写江南吴郡的风俗。虞世基籍属三吴之一的会稽,袁朗为世居江左的侨姓高门,许善心亦属侨姓士族,均为陈亡后入隋,即隋炀帝所说的南朝“文人才子”。他们当然不会低评江南风俗,因此重新编写的吴郡风俗得到了炀帝的肯定和奖赏。由此不难看出,隋炀帝对南方文化的崇尚。他虽出自关陇集团并为其最高政治代表,但对于汉隋间南北分裂时代南北文化的评价,其南方立场十分坚定,扬南抑北的倾向至为明显。

其中,进士科的设置被认为是科举制产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而进士科即为隋炀帝所创。进士科特重文才,“判别文才优劣的准绳则是《文选》所崇尚的南朝骈俪有韵之文”,后来的唐朝更是“专用诗赋”,《文选》被视为诗赋的典范。而《文选》学“大兴”发源于隋。《文选》学大家曹宪,正是活跃于隋炀帝时代,受到炀帝的推崇。总之,进士科的创置及进士程文以《文选》为典范,也反映了创立者隋炀帝的南朝文化好尚。

作为被征服一方的南朝士人来说,依凭文学进身的道路,正是他们在北方政权中获得并保持政治地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科举制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进身道路的制度化。可以说是,为他们通向隋朝的权力顶峰,开通了一条专用通道。譬如:”南朝齐梁宗室兰陵萧氏正是通过科举制在关中长期维持门户。他们能够长期维持门楣于不倒,同样在于包括传统的家传经学,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渊源。

隋炀帝笃好佛教,并且懂得利用佛教安抚江南士人,作为统战工具,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在出镇江都期间,杨广即命收集佛教典籍总汇,聚集僧俗文人加以修葺编订,并将这些佛典带到“京教寺塔,诸方精舍”,根据寺院大小。僧徒的多寡,予以吩咐。这些对于加强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意义深远。隋炀帝与天台宗创始人智觊的交往更是中国佛教史,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南朝名僧与统治阶级上层交往密切,社会影响很大,而天台宗在南朝,又是众望所归的权威,因此,争取到他对隋朝的支持,有利于江南政局的稳定、士民对隋朝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和思想文化的统一。譬如杨广于大听寺正式受戒,法名“总持”,尊智觊为师,称“智者”,实现了政治与宗教的联姻。种种行为,都有利于消解南北对峙三百年之久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心理上的隔阂。增强了他们对隋廷的向心力,故被学者称之为“文化战略”。在对南方实施文化战略的过程中,杨广也成了南方文化的接受者、爱好者,甚至被南方人士视为自己的代表。

四、身死国灭

隋炀帝在位期间,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都城即长安、洛阳、江都之间。从仁寿四年(604)七月十三日即位,到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一日被杀,在位接近5000天,其中巡行、亲征占去了2050余天。车驾滞留东都洛阳凡9次1650余天。作为首都的长安,凡5次230余天,在三个都城中滞留时间最少。赴江都虽然只有3次,却滞留了1100余天,最后一次凡601天,是这位总是风尘仆仆于巡行途中的皇帝,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隋炀帝执政当中明显的“南朝化”色彩,激起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反感。他们在很多场合表达了不满情绪,然而隋炀帝予以残酷的镇压,甚至大开杀戒。如将开国元勋高颎,贺若弼处死。苏威免官。高颎诸子徒边,贺若弼妻子没官为奴。薛道衡,因遇事怀念高颖,隋炀帝下令将其缢死,妻子流放且末。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打算第三次南下时,“朝臣皆不欲行”。大家激烈反对,劝谏炀帝放弃南行,西还京师,“帝大怒”,当场下令逮捕。建节尉任宗上朝时“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当场把人打死。车驾出建国门,奉信郎崔民象在门前上表谏,“帝大怒,先剖解其颐,然后斩之”。毁容然后杀害;车驾至汜水县,“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炀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民邀车驾上书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其结果是“又斩之”。简直是杀星下凡。

隋炀帝在一定意义上是因江南而亡的。他的失败,关键在于其过急过快的,违背与放弃了“关中本位政策”,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隋炀帝杨广过于重江南的政策,显然是背离“关中本位”的一个具体表现。杨广过急过快地抛弃关中本位的政策,不仅丧失了关中基地,而且与关陇集团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而关中地域、关陇集团在当时尚有支配全国的能力,这的确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隋炀帝杨广仍是西魏、北周以来从关中本位走出来的第一人,比囿于关中的乃父及其关陇贵族更具有开放的意识与心态。这种意识无疑符合当时天下一统、南方地位上升的历史形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隋炀帝走出关中与重江南的最终结果,并没有使隋王朝国柞延长和挽救其政权的覆灭,相反还加速了隋帝国的灭亡。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杨广重江南的政治作为,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阶段,也是以后大一统,唐帝国君主巩固统一作法的先声。

隋炀帝的野望

隋炀帝是个失败的君主,有时候还很残暴,缺少亲情,但他并不昏庸,对女色也并不特别沉迷,把他描述成一个贪图享受的色情狂是不对的。他的性格没有这么庸劣。相反,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文青气质,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的诗歌写得非常好,就像《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笔力不输唐宋名家,有几个帝王能写出这样的诗?不光是写诗作赋,隋炀帝的文学气质随时随地都会流露,比如他甚至还一本正经地下令将茄子改名“昆仑紫瓜”,我承认这个名字有点傻,但其中的文青气息是不容否认的。

隋炀帝确实喜欢炫耀性的奢靡,正所谓“二百里海山开胜景,十六院嫔御斗豪华”,但公平地讲,他所处的中古时代,平民文化还没有占据上风,所以具有强烈的贵族色彩,崇尚奢靡鄙视俭朴。隋唐就是一个大开大合、浓烈华丽的时代,这不是隋炀帝一个人的问题,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也都有同样的倾向。

隋炀帝不是陈后主,他喜欢奢靡生活,不过,并没有沉溺于享乐。相反,他精力充沛得惊人,总是在热心地从事某种事业,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在位十四年,他出外巡行不下十次。其中固然有游览江都的轻松之旅,也有相当艰苦的旅程。比如大业五年,他西巡青海,部署对吐谷浑的围剿,一路翻雪山穿峡谷。返程时在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队伍必须赶在天黑前穿过山谷,而偏偏风霰冥晦 ,行进艰难,结果队形大乱,隋炀帝一行几乎遇险。据史家推测,他的亲姐姐杨丽华就死于这次跋涉。翻越祁连山后,隋炀帝没有停止,接着一路西行,一直走到玉门关。此前帝王中,还从未有人到过如此靠西的地方。《迷楼记》或者《隋唐演义》里的那个满脑子享乐的昏聩皇帝,是不可能做如此艰苦旅行的。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隋炀帝是个只知道享乐的昏君,也许隋朝倒不会在他手里垮台。问题就出在他满腹宏图大志,充满理想主义上。他将年号定为“大业”,就想追踪秦皇汉武,创不朽事功,做一代雄主。

可他偏偏没这个本事。

隋炀帝太过一帆风顺,刚二十岁就做挂名元帅,平灭南陈,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挫折,他也就把天下事想得太过容易。可以说在他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从他登基伊始,就急吼吼地开始一项又一项的大行动: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突厥、开西域、灭吐谷浑、征高丽??但是人世间的力量终究有其极限。而隋炀帝又实在志大才疏,缺乏统筹规划的才能,就像《剑桥隋唐史》里说的那样,归根结底是个“政治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挺像当年那位一心开创全新世界的王莽。王莽、隋炀帝这样干劲十足的美学家皇帝是最可怕的,他们在十几年内,就能起早贪黑干完几代昏君积攒的工作,折腾垮一个庞大帝国。

但是隋炀帝和王莽毕竟不同。王莽的事功及身而灭,隋炀帝却留下了一个重要遗产:大运河。这条河深深地影响到以后各个王朝的命运,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年),隋炀帝动用百余万百姓,疏浚之前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河道,修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上,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花费巨大的资金,征调不计其数的民夫,开凿这么长的运河,历朝历代的朝廷其实首要考虑的便是军队运输的需求。其次是加强地区间的交通,更好的促进经济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所谓隋炀帝劳民伤财开挖京杭大运河只为了自己享受生活,这样的评价可能并不公允。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真的只是为了自己享乐吗?

隋唐时期的运河示意图

帝国与运河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河流几乎都是东西流向,南北方向没有大的河流,因此各个水系缺乏连接,不能形成完整的水运系统。

现代人习惯了公路铁路,已经很难想象水运的重要性了。水路就像帝国的血管,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旦脱离了水路,就会发生阻塞。这是因为陆路交通实在太贵。长距离的陆运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就拿隋炀帝东征高丽来说,虽然他有了一条大运河,但是这条大运河只到涿州为止。从涿州到前线还是有一段漫长距离,这一段必须走陆路。没办法,隋炀帝征发了六十万人从涿州往大凌河运米,每两个人推一个车子,上头装三石米。可是这三石米还不够两个车夫路上吃的呢。车夫们一路走一路吃,到最后推着一个空车子到前线,如何交差?只能逃亡。如果能通水运,哪会有这种事情?

此外,王朝政治中心也需要大量粮食。首都规模越大,距离粮食供应区越远,交通问题就越加凸显。各个王朝对此的应对策略不尽相同,而这种策略选择往往影响到了王朝的最终命运。

秦汉时期首都在关中,主要产粮地在黄河中下游,粮食只需要逆黄河而上就行,交通运输问题还不太明显。当然也有麻烦。一个是从长安到黄河的这段漕渠,特别容易堰塞。就像一个死循环一般,通了堵,堵了通。这个问题毕竟还可以靠勤快来解决,可另一个问题是根本无解的,那就是从洛阳到长安,需要过三门峡的砥柱。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水经注》里说它是“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这段路程只能改走陆路,绕过砥柱后再恢复水路,如此一来成本大增。

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很重要的运河,比如鸿沟。它曾是历史上的“楚河汉界”,非常有名。它不是一条单独的运河,而是一个复杂的运河系统,沟通了黄河和淮河水系。鸿沟的地位极其重要,甚至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出了一件大事。黄河决口,发生了大改道,一直灌进了淮水。汉武帝也没怎么管,就让它这么流着。直到二十多年后,这个决口才被堵上。结果黄河的泥沙冲入鸿沟系统,淤积起来,鸿沟就此堰塞。后来的皇帝们拼命修补,鸿沟也没能复原,只抢救出了一条运河:汴渠。这条渠道远远比不上昔日的鸿沟,存在诸多问题,但也聊胜于无。

东汉瓦解后,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到了隋朝才再度出现大一统帝国。这个帝国面临着新的形势。它规模更大,精力更加充沛,需要更多的粮食,而产粮地已经开始渐渐南移。光靠黄河中下游已无法供给庞大的帝国中枢。所以,对于交通问题,隋唐帝国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而隋炀帝提供的答案就是大运河。

隋炀帝乘船航行于大运河

千里长河一旦开

隋炀帝登基三个月之后,就宣布营建洛阳东都。从此,洛阳就取代了长安,成了隋帝国的真正首都。关于隋炀帝这么做的动机,《资治通鉴》上有个解释。据司马光说,有个叫章仇太翼的神棍跟隋炀帝说:“陛下是木命,而关中是木之冲,不可常住。”隋炀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搬迁到洛阳。这个说法出自野史《大业杂记》,把隋炀帝说得像个傻子。司马光非常讨厌隋炀帝,凡是对隋炀帝不利的材料,司马光很少会放过。但这个说法根本靠不住。综合看隋炀帝一连串的举动,他明显有一个庞大的战略计划。迁都洛阳,就是这个战略计划的第一步。

紧接着,他就开始了大运河计划。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征发上百万民夫,开挖通济渠。五个多月后工程即告竣工。这条运河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最后经泗水入淮水,沟通了黄河和淮河。工程时间好像太短了,所以很多人怀疑它用的是汴渠古道。但后来经过考察,专家们倾向于认为:通济渠和汴渠有部分重合处,但却是一条新运河。它比汴渠要直得多,而且相当宽阔。堤坝大约高3到5米,宽大约35-40米。隋堤两岸铺设大道,遍种杨柳,其景象就像白居易的诗中所写:“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恢弘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汴渠。

这么短的时间内挖出这样一道运河,可以想象当时的紧张情形。在古代的条件下,导致的死亡人数一定非常庞大。当然,隋炀帝的“政治美学”是不考虑普通人的死活的。自古以来凡是注重“政治美学”的君主都是如此,可能是因为普通人没有美学价值吧。就像后来的斯大林所说的,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据《开河记》里说,“下塞之处,死尸遍野”。当然野史不可信,但是在安徽泗县的运河边上,就有为纪念隋炀帝开运河的镇名“哭孩头”,一直到民国也还叫这个名字。

民间坚信隋炀帝开通济渠是为了淫乐。隋炀帝确实顺通济渠南下,巡幸江都(即扬州)。一路上气派很大,据说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整个船队以及两岸士兵总计二三十万,简直就是个移动中的都市。记载中说,最大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司马光对这个数字不满意,一使劲变成了二百丈。二百隋丈超过一华里。这就大得有点缺德了。一里多长的大船在运河里开,想来也是壮观,但我想司马光一定没有开过船。

隋炀帝南下江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一般的奢靡描写实难餍后世文人之心,他们创作了各种匪夷所思的细节。比如野史里就说,隋炀帝专选一千名吴越少女拉自己的龙舟,又选了“一千只嫩羊”陪着少女一起拉船。还有艳诗为证,“一千条锦缆牵娇,五百只纤腰挽媚”云云,据说隋炀帝看后“欢喜无限”。但据我猜测,真正欢喜无限的怕还是作者本人。

隋炀帝着急开通济渠,确实有顺便游览的想法,否则工期多半不会定得这么紧。但要说搞这么大一个工程,就为了在上面划船,这个实在难以置信,而且也不符合隋炀帝的性格。况且通济渠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隋炀帝又开始整理邗沟。邗沟长三百里,沟通淮河和长江,最早是吴王夫差所开,中间经过多次整理。隋炀帝这次整理则是最彻底的一次,缩短了迂曲的路径,将邗沟变得更直。

大业六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挖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全长八百里,宽十余丈。这条运河将江南富庶之地纳入帝国水道系统,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历史记载偏偏很少,也许是因为这条运河大量利用了原有古老运河,工程量较小的缘故。

隋炀帝的运河系统以洛阳为中心,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三段环环相扣,直达杭州,打通了洛阳和南方的交通。但是这还不够,在北方还需要一条河道。因此在大业四年,隋炀帝又开了一条永济渠。这条运河全长近两千里,沟通黄河和沁水、淇水,然后一路向北连接漳水和永定河,先到天津然后又折向北京西南的涿郡。当然,所谓开永济渠,并非凭空挖出一条运河来,也要借助前人的运河系统。隋炀帝主要就是沾了曹操的光。曹操当年为了进攻袁绍,修了一条运河叫白沟。永济渠的南段就利用了白沟河道。但就算有曹丞相帮忙,这个工程量还是很浩大,动员民力上百万,男丁不够用了,连妇女都一起上阵。

至此,隋炀帝的战略部署已经非常清晰了。

世间恩怨本难明

他的规划是背靠西方,立足中原,面向东方。首先,他将帝国中心从长安移到了中原洛阳,然后他以洛阳为轴心,通过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沟通南方,通过永济渠沟通北方,将南北打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

这当然有好处。原来首都在长安,由于三门峡砥柱的关系,漕运始终是个大问题,现在首都搬到了洛阳,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随着大运河系统的完成,粮食大量涌入帝国中心,数量非常惊人。隋炀帝为了存这些粮食,修了好多粮仓,最大的洛口仓贮藏粮食两千多万石。后来帝国崩溃,瓦岗山的李密抢占了这个粮仓。靠着洛口仓,他聚集了一支庞大力量,几乎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来加入他的队伍吃粮食。当然,李密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这个仓实在太好了,老鼠掉进面缸里,李密哪儿都不想去了,就守着这个仓慢慢吃。后来吃光了他也就垮台了。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民力被用得太多。隋炀帝太喜欢折腾,性子又太急,工程一个又一个,而且定的期限又短,民力实在不堪。有人统计过,隋炀帝在八年间的22项力役共征用人力3012万余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而且大运河的开通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而且运输更方便了,诱使隋炀帝进一步折腾。如果没有永济渠,也许东征高丽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如果没有大运河,囤积在仓库里的粮食也许还散落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米缸里,让他们不至于沦为饿殍。“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帝王眼中的运河,和普通人眼中的运河,并非一回事。

黄仁宇对此有过一种解释。他认为一个农业帝国,经济没有多元化,过多的粮食很容易成为累赘,因此隋炀帝的大工程,不失为解决过剩问题的一个办法。黄仁宇很尖锐地质问道:不然的话,“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解决方案其实蛮好的,只可惜一旦开动不易控制规模,所以隋炀帝最后吃了亏。这个看法虽然也能自圆其说,但可惜以今度古,和当时的史实记载相差太远。

此外,隋炀帝的政策还产生了一个致命问题。要知道,隋朝脱胎于北周。北周是当年宇文泰裹挟北魏六镇余兵入关所建,关陇军事集团是其力量来源。不仅北周,后来的隋唐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就能知其大概:北周、隋朝唐朝,三代皇室祖上都是来自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隋炀帝最后逃到江都时,身边的卫士还是关中人,可见他何等依赖于关中的武力。但是隋炀帝依托大运河,步步向东开拓,和关陇军事集团渐行渐远,也就一步步走向末路。所以,李世民后来对隋炀帝有一个评价:如果他长处关中,岂有倾败?

大运河的影响所及,当然远非隋炀帝一朝。后来的唐宋,也都和这条河纠缠不清。隋朝倾覆后,唐朝采取了折中策略,放弃洛阳,立足长安,靠隋炀帝的大运河向首都运输物资,以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洛阳到长安那段水道有麻烦,但是李唐把它当成一种必要成本忍了下来。到了唐朝后期,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长安朝廷完全靠江南养活,通济渠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成了皇朝的生命线。

大运河催生出了许多繁华都市,最重要的就是开封。开封位于通济渠的北口,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五代时期,朱温的后唐就定都在开封,后来的宋朝几经犹豫后,也选择了这个地方做都城,其原因无非是贪图通济渠的便利而已。被金朝打残后,宋朝又跑到大运河的终点杭州建都,可以说,始终不敢脱离大运河一步。

定都开封,从经济上看是最划算的,宋朝的富庶和这个选择就有关系。但是从政治军事上看它有极大的弱点。各地的物资开始向腹地集中,停止了对西北的大规模输送,加剧了关中的凋敝,结果一个区区的西夏就能让北宋左支右绌,如果大运河依旧是以长安为目的地,西北的情形会好得多。

此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向东南移动,外患方向也从传统上的西北移到了东北,大运河的任务进一步发生变化。它不再把物资从东方输送到西方,而是要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隋炀帝的大运河系统以洛阳为轴心,现在就显得太偏西了。因此,元朝给运河做了一次大调整,变成了一条从杭州到北京的直线运河,也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此,隋炀帝的运河终告结束。

开凿京杭大运河:毁了大隋,却恩泽后世

从历史来看,中国集中开凿运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天然河道的水运已经不能满足部队运送军粮的需求,各诸侯国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战争,开始大范围的开凿运河。吴王夫差吞并越国后,为了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在夫差十年开挖邗沟。为了减少工程量,邗沟尽量利用长江和淮河间的天然河道与湖泊和人工渠道的方式相勾连。邗沟开凿成功后,吴国的水军和船队可以经过邗沟北上进入淮河,逆淮河而上,进入泗水、沂水到达齐国。夫差十二年,吴国灭掉齐国后,又利用这条水路开始与晋国争霸。

历史发展,吴王夫差修建的邗沟经过历代的不断修建,路线逐渐变直,到了宋代,这条运河已经完全渠化,称之为淮扬运河。元朝建立后,成了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而荷水则是吴国为了吞并晋国开挖的另一条运河。它在黄河的支流济水与淮河支流泗水之间的众多湖泊中间开挖的。它连通了泗水和济水,从而使淮河水和黄河水之间勾连起来,从而使中原地区与江淮地区的交通得以改善,经济得以交流。

秦朝时期,秦始皇为了出兵岭南,“与越人战”,所以要运输粮草,便开通灵渠。开通后,秦国运用这条运河,很快统一岭南,并且置三郡于此。这条运河自从开凿后,航运一直非常繁忙,它成为湘桂之间重要的水道。直到近代铁路公路出现以后,灵渠的航运效益才逐渐的减少。

隋朝时,中国再一次统一,经过隋文帝的休养生息,国民经济逐渐恢复,手中有钱的隋炀帝在大业元年三月于洛阳征调民夫两百万,河南、淮北、淮南等郡县征调一百多万民夫开始修建通济渠。八月隋炀帝还坐着庞大的船队,从东都洛阳出发,到扬州游玩视察。通济渠开通后,地位逐渐重要,到了唐宋通济渠称之为汴河,安史之乱,通济渠断航八年,唐朝广德二年,刘晏修复汴河,他还总结漕运经验,在扬州、河阴、长安设置转运仓,实行漕粮运输的“转般制”,即“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种连续转运的方式,效率提高很多不说,更不会出现折损。“岁转粟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北宋时期建都开封,当时,除了居民还驻扎着几十万的禁军。如此数量庞大的人口,本地粮食根本不够支持,所以,当时全部仰仗这条运河运输。宋朝人说起这条运河的意义时,曾有:“汴渠横亘中国,首录大河,漕渠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三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淳化二年,汴渠决口,到处泥泞不堪,宋太宗急忙驱车进入泥沼中视察决口。可见汴渠对于宋朝何等重要。当时汴渠的运量,在仁宗时达到每年八百万石,每天自淮南入汴河的船只多达六千艘。这样的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北宋末期,金兵南侵之时。

隋朝大业四年,隋炀帝为了征伐高丽,开始征调河北郡县的民夫一百万开凿永济渠。壮丁不足由妇女代替。永济渠的河道利用了曹操所开凿的白沟、平虏渠。永济渠开通后,与东西向汴渠、南北向的淮扬运河、江南运河形成了贯通中国的水运干线网络。由南方的杭州直接可以乘船到达北方的涿郡。而都城长安则有渭水和黄河水道与洛阳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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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大业七年,隋炀帝从扬州乘龙舟到涿郡,一共走了五十五天。第二年从涿郡出兵至辽东,开始征讨高丽。这场战争,隋炀帝让所有粮草和士兵都由永济渠转运,前后运输士兵达一百多万,民夫两百万。船舶首尾相连竟然达上千里。这一次是空前的水路运输。

隋朝灭亡后,唐朝建立,永济渠依旧是沟通南北方重要的水道。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出兵征讨高丽,士兵和粮食依旧走的这条运河。

元朝建立后,除了开凿会通河,又开凿了通惠河,连接了北京到通州的水路,沟通了海河的潮白河和卫河,从此,北京到杭州的水运全部开通。明朝时,经过大规模的整治,这条运河变成了国家重要的交通命脉。清朝时,康熙曾经说道:“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可以从中看出这条人工水道对于整个国家重要性!清朝末期,黄河泛滥加之太平天国兴起,漕运中断,南方一些地方开始用海运代替漕运,另外交通工具的进步更是加速运河的衰落。光绪末年取消了漕运全部归为商办,经营了五百多年的京杭运河漕运彻底结束。

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开凿的运河,漕运便成为中国运河的主要功能特点。运河建成后,沿岸由于运输便利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新的城镇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诞生,旧有的城市更依托运河重新扩大。一旦漕运的结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沿岸城市商业的调零,城镇的急剧萎缩。很多依赖运河而生存的造船业、制砖业随之而消亡。运河的两岸的潮起潮落的繁荣与调零,除了可以发现经济与交通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可以感受中国历史进程由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兴盛与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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